《明報》緣何在新年伊始急撤劉進圖的總編一職？要理解這個事件，應有政治、經濟及報紙與老闆衝突三個着眼點。
政治上，可以肯定，《明報》老闆張曉卿受到北京的壓力。導火線並非是報道港視，而是其在政改議題上發表令北京不安的「政改與管治系列」社評。港視報道畢竟只批評特區政府，與北京不會有重大利益衝突；更何況，《明報》也毋須因惹惱特首而大傷筋骨撤換總編，可用其他方式處理。
此番劉進圖被撤換，可見北京對於《明報》系列政改言論相當不滿，加上其在特首僭建醜聞上的越軌表現，終致今日的「斬首」行動。1月6號，《明報》社評《欲解管治困局必須正本清源從制度入手》指「如果普選無法實現，香港社會積累了30年的民主政改期望落空，社會的怨氣和撕裂將如火山爆發一般，屆時特區政府單憑扶持親北京力量加入建制，非但無法平息局面，反而會火上澆油，令社會更動盪不安。」社評更戳破香港建制陣營中三股力量合謀強政勵治、阻止真普選的短視行為。
在此之前的一系列社評中，《明報》亦呼籲「破除黨爭迷思迎接政黨政治」，認為「香港建制派一盤散沙，德國左右聯合執政值得借鑑」，雖然出於平衡也提出「務實討論須雙方同守凝聚共識要各有所讓」，這些言論無疑會讓北京不安。畢竟在中產和知識分子中，《明報》仍是一份影響力頗大的報紙。在中共熟悉的輿論爭奪戰中，屬於應被統戰但可在黨外充當諍友角色的報紙，是爭取中產及知識分子支持的好陣地。
經濟上，北京的施壓之所以能奏效，是因《明報》老闆張曉卿在內地生意越做越大，不能得罪北京。張為福州籍華人，在馬來西亞靠伐木業起家，1975年創辦常青集團。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常青集團在內地投資額近20億港元，涵蓋木業、石油、公路建設等多個行業。2007年，常青子公司Kingworld Resources與央企中石油達成合作開發生產松遼盆地石油資源的協議；2011年起，常青集團將在十年內投資百億美元在貴州省興建中馬常青經濟開發區；2013年12月20日，由常青集團投資、中國中央電視台新影影視集團攝製的紀錄片《下南洋》在央視第九台播出。
換言之，張曉卿與內地政府存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關係，也希望能在內地這個全球最大的中文媒體市場擁有一席之地。北京若向張曉卿施壓，張焉有不服從之理？通過經濟利益對傳媒老闆進行關說或施壓，是北京屢試不爽的方法。
從報老闆與總編輯的關係來看，相信是劉進圖近兩年來的銳意進取與《明報》高層產生了矛盾。張曉卿購入《明報》初期，《明報》一直維持編輯獨立，鮮有編採層面的大風波。前員工梁美儀在報章發表文章，指《明報》一直能夠享有充份的編採自主性，報老闆基本上不干預採編層，「明報人」只要新聞報道站在中間，盡收左右觀點，「不管是六四好，批評北京的好，鞭撻政府的新聞好，在《明報》總不會出現總編輯抽稿或大幅修改政治敏感的報道。」這當然也跟《明報》前任總編輯相對「聽話」有關。如今看來，《明報》編輯室的這種自由，已逐漸被削弱。編輯室的新聞自由訴求如果與老闆的政經利益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敗下陣來的惟有處於弱勢地位的總編輯。
劉進圖被急令撤換，是港媒不斷加劇的自我審查和被政經權力收編道路上的個案。回歸後，多數本地傳媒已逐步減輕對北京的批評。經濟上，不少傳媒老闆在內地有千絲萬縷的生意關係，他們不希望因旗下媒體對北京的批評而損失內地利益；政治上，亦有部份傳媒老闆和管理者或為全國政協委員，或認同於中國在全球經濟頹勢中的強勢崛起和政治上的有所作為，他們受北京的影響也就更為直接、有效。
在處理有關政改和北京的議題上，香港傳媒會不會更加自我設限？在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糾葛中謹慎拿揑的香港傳媒，影響力會不會日落西山？答案，看來只能是悲觀的「是」。
孟岐庵
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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