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週前寫的一段話，被蘋果網頁設為「蘋語錄」，與有榮焉。那是由法國作家馬爾羅的話引申的。近幾天我想到，是否更應該思考「一個人是他一生行為的總和」之後那兩句：「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
一生行為當中，包括一個人所做的所有的事，但不是一個人一生中想做的事。一生中有許多事是我們想做，但不是我們能做的。這不僅是能力所限，而且受客觀形勢種種因素所限。人在少年時常懷大志，長大後就慢慢知道我們的一生其實受「能不能做」所控制。回顧自己一生，能做的事與想做的事往往有距離。無論辦雜誌，當編輯，寫文章，從不會恣意而為，總會有限制。問題是：在想做和能做之間，對想做的堅持和對能做的妥協如何權衡？如果純從個人的利益、權位出發，妥協就會沒有底線，你與自己原來想做的這個人生目標就會越來越遠，甚而慢慢已不再記得曾有過的人生目標，又或者你的人生目標已純粹是個人名利的追逐了。於是，「能做」的問題也就在你的人生路程中消失了。
一生行為中有「能做的」，就意味着我們的人生還會常有掙扎。我很明白近年來一些新聞界高層人士的權衡、妥協、辭職、被調職、引退等事，無非就是心中對新聞價值的執着，與社會現實的改變產生越來越嚴重的矛盾。妥協常常不是只為個人利益，也是想留在崗位上做想做的事。新聞界高層一個個終於堅持不下去，實在不是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我到了回望一生的高齡了，我自己看自己，一生是堅持做想做的多，也有幸掌握能做的，雖因此而荊棘滿途，終無悔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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