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劉進圖，據報將由老闆張曉卿的親信大馬報人鍾天祥空降瓜代，引起《明報》編採員工普遍憂慮，擔心編輯自主權不保，並扯到老生常談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問題。
《明報》在本港報業有特殊的社會歷史地位。當年出身左派系統的查良鏞自立門戶，突破五、六十年代本港報壇非左（親共）即右（親台）的傳統，立足香港，另闢蹊徑，以獨立不偏不倚姿態報道和議論海峽兩岸國事，月旦時事人物，獨樹一幟，可說是本港的文化重鎮，開歷史之先河。受《明報》熏陶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橫跨幾代，查良鏞開創的本土新聞路線更影響至今，可說是一代宗師。今天在新聞界活躍和操掌大權的報人，不少都出身自《明報》，或者師承《明報》的《信報》，加上「知識分子報章」形象深入民心，對於《明報》今次的突變，不少人情意結使然，難免戚戚然，實在不難理解。
總編輯是一份報章的掌舵人物，既制訂策略和編輯方針，亦須為刊登的新聞言論負上法律責任。更換總編輯並非罕見，因為說到底，報章老闆和總編輯始終是僱傭關係，產權所屬，老闆完全有更換僱員的權利。當然，人事變更自然牽涉到編輯自主權的轉換，習慣一個領導的下屬面臨轉變，不知未來，感到憂慮，實屬人之常情。如果總編輯由一個熟悉報社運作和本港社會情況的報人接棒（例如郭艷明接替《信報》早已被架空的陳景祥和實際執行總編職責的陳伯添），即使引起非議，出現人事變動，震盪亦不會那麼大，至少不會受到社會和同業廣泛關注。但由完全不諳港情且有紀錄只會奉旨承風按照老闆意旨辦報的外來人出任曾經自詡「公信第一」的知識分子報紙總編輯，引起《明報》上下員工普遍擔憂，便值得社會關注。
不過，《明報》員工為爭取社會輿情支持，硬將編輯自主扯到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問題上去，便難以令人信服，不會得到社會廣泛認同。
首先，誠如《明報》的創辦人查良鏞當年所言，香港有的只是老闆的出版自由，而非員工和作者的言論自由，每一個媒體的言論取向，最終決定於老闆的政治立場，而非員工的自由意志。至於標榜客觀中立、監察政府社會的「第四權」功能，份屬新聞自由，理應向當權者爭取，但隨着政權的易變和社會經濟的變遷，本港傳媒基於政治、商業、法律、人情或道德的考慮，即使當權者不明顯打壓（例如梁振英向《信報》發律師信，以及無綫杯葛壹傳媒採訪），亦顯然自我審查情況日趨嚴重，還好意思奢談甚麼新聞自由，人家不訕笑，自己也會臉紅呢！
其次，《明報》目下的情況，其實不是最差，只會更差。查良鏞主政時，固然已經輿論報效，為權貴服務，他個人甚至從政，擔任草委工作。發生六四慘劇後，老查總算還有知識分子良知，憤然辭職，其後更意興闌珊，將報紙出售，《明報》輾轉成為大馬商人靠攏中共的輿論工具。近年《明報》的嬗變，有目共睹，由張健波到劉進圖，為當權者鳴鑼開道、搖旗吶喊，可謂變本加厲。沒有《明報》明顯偏頗的所謂新聞偵察報道，禍港殃民的梁振英不會憑着「民望」而獲中央青睞，成為今天敗綱壞紀、胡作妄為、死不認錯亦永不悔改的腐敗政權。今次張曉卿的侍從呂家明以過份報道港視事件為由策動劉進圖的下台，只是藉口而已，並非真正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張曉卿搭錯車，因商業利益與反黨謀叛的薄熙來扯上關係，為求自保和將功贖罪，連小罵大幫忙也不足夠，不得不全面向中共靠攏和報效。事件一再證明，香港的政治只是中共內鬥的外延，屢見不鮮。
《明報》的淪落當然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回歸前後，富豪爭相收購傳媒向中共政治報效已是公開的秘密，人所共知。但時移世易，今天中共財大氣粗，經濟上已幾乎完全操控香港，政治上自然要求更大更多話事權。中共靠槍桿子和筆桿子起家，從來不相信甚麼「第四王國」，只知道傳媒和輿論必須為政治服務。回歸初期，中共尚有所克制，早已歸邊的傳媒還可自欺欺人，以有名無實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欺騙社會大眾。如今國內外矛盾日趨激烈，習近平明言要找緊意識形態工作，在輿論戰線上與西方的自由資產階段思想對抗，遂露出獨裁專制的真面目，企圖全面操控本港傳媒，連一點經已投誠但裝模作樣的「反對」聲音也不會容納。
我完全支持《明報》員工真的為捍衞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抗爭，但如果連當事人劉進圖亦沒有異議，欣然接受新職位的安排，元老如張健波也默不作聲，《明報》員工的抗爭亦止於聯署發聲明，連全文在《明報》也見不到，不敢效法當年席揚事件上街抗議，甚至集體罷工開天窗抗爭，卻寄望社會聲援，實教人看不到今次事件的政治意義何在。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是迷幻藥，吃了便會興奮。捍衞自由必須付出代價，沒有人可以越俎代庖，還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吧。
黎則奮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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