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不僅是350萬選民的權利，更是700萬港人生活方式的安排。3年後，一半人口能否擁有公平競爭和自由選舉的機會，卻操在一個小圈子手中。這是一場個人選擇與集體決定的取捨，2014年的政改不是「大直路」，而是分岔口，沒有左右騎牆的第三條路。
誰主香江未來浮沉，且看今朝。特首梁振英希望，「將來的教科書能說，普選是在我梁振英任內實現的」，一副捨我其誰的自滿。除現有權力和光環外，任何政客最在意的，其實都是歷史定位，就算三言兩語，也名留青史。台灣總統馬英九就任5年多，政績乏善可陳，民意低迷，他所念茲在茲的，不過是中國大歷史中白紙黑字的幾行字。權位和虛名讓他墮落和迷失，無出其右。
身為香港領導人，梁振英以落實普選作為歷史使命，毋寧值得擊掌。他期待於教科書中露點名號，頂多是政客冀圖在歷史長河裏激起一點漣漪的虛驕。牛拉到北京也還是牛，權力的滋味在中外沒有分別，政客全不可一世。梁振英跟馬英九都處於權位高𥧌，而高處不勝寒。北望神州，一山又比一山高，他們殷盼北京青睞的眼眸，溢於言表。
在抽象層面上，馬英九的「馬習會」構思與梁振英的「政改」藍圖都關係兩人的歷史定位；就現實意義看，前者是幻想，後者是想當然耳。10月間將於北京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除非以「特首」身份進京述職，像梁振英一樣，馬英九想以台灣總統頭銜（更別提中華民國）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在國際場合會面，並平起平坐，未免太過天真，或馬不知臉長。
馬英九把球丟給習近平，就等回手。這個如意算盤注定要落空，坐擁世界第二強國的元首大位，習近平豈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小角色，更何況馬英九的正當性目前沒有太大民意支持。如果習近平有所反應，使一記殺手球，連帶修改的恐怕會是覲見守則，讓馬英九降格以求，如梁振英2013年10月在菲律賓會見總統阿奎諾三世時被矮化一般，進退維谷。
香港政改諮詢剛啟動，時間卻跟馬英九隔海期盼「馬習會」同樣緊迫。年底前，普選機制應大致有個輪廓。梁振英以使命自居，多少還有歷史觀和千秋懷抱。面對轉捩點，他將把香港帶往何處？岳飛與秦檜都名留史冊，一個磊落坦蕩，百世流芳，另一個奸詐巧取，千古罵名。為民為己的拿揑，需要智慧、知識和擔當。
梁振英坦言「以普選留名教科書」，表示讀了書，至少知道教科書有關特首普選的一小方塊會記載些甚麽。歷史事件多如恒河之沙，一筆帶過，總比略而不提好得多。香港教科書固然重要，對國計民生大事，尤其是民主和獨裁的衝突，頂多輕描淡寫，有時還歌功頌德，特首因此不能只讀教科書，有空，不妨花點時間閱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F.A. Hayek於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通往奴役之路》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大利極權主義的興衰及對歐洲各國政治走向的影響，即使時移境遷，書中許多論點和警惕，特別是有關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對個人自由可能帶來的潛在危機和摧殘，依然震聾啟聵。梁振英和團隊以及所有堅持「機構提名」的人無妨捧讀再三，或許能學點教訓。
依Hayek分析，不管大小，集體以黨或團體的組織為代表，有特定主張。一個集體要運作自如，對內，每個成員都必須接受集體目的為自己目的，亦即放棄個人自由選擇的機會與獨立自主的判斷，聽命於由上往下的指令；對外，集體有區隔性，道不同不相為謀，非我族類需要被宣傳說服，異議必須被攻擊或壓制。這種內壓外張的霸道在政治領域裏尤其顯然，集體往往以社會安全或國家安定為藉口，緊縮個人自由，擴充國家機器力量。推到極致，群龍不會無首，集體到集權遂不過一步之遙，從集權到極權也易如反掌。
香港當然不是極權社會，是否集權還難說。由政改必須符合「機構提名」的話語看，行政長官選舉很可能延續現有集體意志的事先篩選。這個制度一旦落實，本末倒置，原本是300多萬選民的權利，將異化成少數委員會的特權，並合理化的仲裁絕大多數人的選項。權力一旦集中，個人自由無疑要葬送在集體威權之下，所謂普選不過是假象或橡皮圖章，背書而已。
普選，既是方法，也是目的，儘管理性不同，兩者同等重要。方法是遊戲規則，提供選民與候選人一個公開尋求「門當戶對」的途徑；目的則是民主，透過眾人自由選擇，防止獨裁，並各自承擔「遇人不淑」的風險。不論方法或目的，普選都基於對個人選擇與公平競爭的尊重。梁振英如果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特別是留名教科書，以「識大局」為重，把香港帶向政改的集體之路，也就是港人自由終將喪失的開端。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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