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彧有着大管家的面相，早年雖然是搖滾青年長髮披肩，一過中年即是對襟老棉襖，黑面千層底老布鞋，老家在呼倫貝爾草原，他有着一半的蒙古族血統，辦公桌上掛着成吉思汗像，一樽香爐一支香，香霧繚繞，供奉着他的祖先。
22歲混迹地下電影圈，和當時所有的獨立電影人一樣，要在體制主旋律中跳脫出來，在沒人走過的沙漠荊棘裏生生趟出一條路。這事也僅憑年輕人做，那時有熱血，有旺盛精力，有時間，要緊的是有夢，哪怕夢不切實際。對錢權的欲望更是低，說到他們當年的初衷，只是想和同自己一樣的人在一起。
撰文：鞠白玉
王彧從賈樟柯的《站台》做副導演開始，為《任逍遙》、《世界》、《東》做製片人，直到《三峽好人》，賈樟柯躍為國際級導演，徹底浮上水面，此時王彧亦做了離開的決定，自己去成立了一個電影製作公司。在十五年期間，他還製作了王超的《安陽嬰兒》，李楊的《盲井》等一系列精品獨立片。
獨立電影在過去被稱為地下電影，名稱足以反映當時的這類電影人狀態。電影製片廠皆為體制擁有，當時尚未批准民營電影公司成立，一個導演想做個體表達，需自籌資金拍攝，且拿不到批文無法公映，冒着風險輾轉於國際電影節，拿獎也好，賣版權也好，他們的同胞能知曉他們的名字，卻看不到他們的電影。更重要的是他們隨時要面臨處罰，如婁燁曾受五年的封殺令，不得執導筒，賈樟柯受前輩告密，被電影局約談。跟主流過招，看似步步驚心，但私底下從未放棄，不食官家的飯，個個都是野生人。選擇地下電影之路，即是一條自我放逐之路，他們所想表達的中國現實，與中國允許之下的表達，一直在兩條永遠無法相交的路上。
而在他們這一邊的路上，從沒有一個人是孤獨的，這其中就有王彧。地下電影裏有教父亦有教母，王彧便乾脆被稱之為「二舅」。
電影學院的鋪位
王彧在草原城市海拉爾長大，本在呼和浩特大學讀了金融專業，他自幼擅吹色士風，跑到北京來和人做樂隊，九十年代初的北京自有一幫北漂浪人的群體，住簡陋的筒子樓，微薄收入卻也夜夜笙歌。他本在海拉爾還有一家生意不錯的唱片店，後來考上了電影學院就轉給了表妹。電影學院裏他讀的是錄音系，當時覺得這是一門技術，天塌下來，只要有技術就餓不死人。
北京電影學院在二千年以前尚是學院氣氛濃厚，聊的皆是電影夢。學院體系受的是歐洲電影教育，個個出來卻是去拍社會主義特色的主旋律電影，只有極個別的人，選擇了另一條路，當時看上去是要餓死的路。
在學院的生活好混，有錢大家就共享，沒錢一同餓着，畢業一年後他仍然沒搬離宿舍，晚間偷溜進宿舍樓找一個鋪位打發一夜，第二天回來，鋪位又被另一個同學佔了。能分進電影製片廠的多是世襲的電影子弟，若不然就是找電影廠的劇組去打零工掙錢。王彧這樣的學生，不知道出處在哪兒。
大學時他已製作獨立影片《陳默與美婷》，那是同學劉浩用極少的個人積蓄完成的，它所展示的現實中國下的青年，是在影院裏大屏幕看不到的另一種聲色。也許是這部電影將他帶向「歧路」，隨後他進入了賈樟柯的《站台》劇組。
睡在城牆根下
賈樟柯當時因為《小武》已經受到國外片方的矚目，但拍《站台》時他仍需要私人舉債，這筆債務伴隨他長達十年。膠片化的拍攝十分昂貴，《站台》需要四百萬的預算。全組四十個工作人員，拿報酬的僅有幾個，其餘皆是因為「想拍電影」才進組。
1999年他們輾轉於山西陝西各地，大卡車、軍大衣、凍硬了的包子和帶着冰碴的粥。現在不會有年輕人情願吃這樣的苦頭，何況毫無回報可言。明知電影無法公映，拍攝手法是實驗先鋒，它會沉悶會冗長，會挑戰當下的中國電影規則，但是他們仍然堅信，他們不計辛苦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全組平均年紀不超過三十歲，在組裏有兄弟，收工後有酒，回駐地的路上在小巴裏唱歌唱到嗓子啞掉，這一切足矣。王彧現在回想起來，他圖的是「建立一個原始的朋友圈」。
他曾累得倒在平遙古城的城牆根下睡着了，睡了很久後別人叫醒他，他頭上有屎。黑漆漆的夜裏他一頭睡下根本不知道那是一個便溺地。
沒穿袍子的中國人
沒有報酬或是極少報酬，王彧仍然對獨立電影樂此不疲。「做別的電影很丟人。對我們那一代人來說， 我指的是早期就參與獨立電影的人，去做主旋律電影意味着你失敗了，不管你掙了多少錢，你都不會再在這個圈子裏抬起頭。」
1999年他帶着實驗電影《北京風很大》的拷貝初次赴歐洲，外國影人對中國的獵奇心態讓他們受到不少注目，但問題也令人啞然失笑：你是長頭髮，為甚麼不梳滿人的辮子？你有袍子嗎？
他幾乎感到驚恐。
電影是世界上的人了解其他國家和種族文化的最直接的窗口，然而那時第五代導演多拍歷史題材，中國現實是影壇上最為缺少的部份。第六代開始有覺醒，而通道卻是從東到西的直徑，他們僅能憑在電影節的參展亮相才能讓中國現實為人所知。
而王彧他們這樣的製作人除了主動覺知，他們也承認是電影的魅力在誘惑，電影人所能得到的尊嚴無法用權貴來衡量。
賈樟柯電影的女主角趙濤曾回憶過初次去國外影展，想到要穿禮服，而甚麼是禮服呢？她猜測良久，用做舞蹈教師的工資去國貿買了一件連衣裙。到電影節才知，這件連衣裙連日常裝都算不上，更何況走紅毯。而王小帥在十幾年前於京城的電影私享會上放片，是自己騎着單車帶着拷貝趕到現場。
但是盡管當時的中國獨立電影人荷包羞澀，但是因為電影，他們仍會受到優待，那是在國內無法享受到的體面，因為你的表達，你的堅持，你身後的文化和你自身詮釋的文化。盡管回到國內他們仍要受債務困擾，騎着單車頂着大風在北京的冬天裏孑孓前行。電影節是中國地下導演的嘉年華，哪怕空手而歸，得到的尊嚴便是犒賞。
但是所有王彧目睹的地下導演並非邊緣化狀態，他們只是比其他人前行一步。一個完美的地下導演身兼資金整合能力，要知道在民營電影公司建立以前，導演全憑個人魅力說服投資商，而投資的人並非業內人士，他們可能是做玉米加工或是隨便甚麼商戶，並不是聲名赫赫的有錢人，多是有理想主義的普通商人。這樣的電影無法掙錢，商人也並不做這樣的指望。也有部份影人可以拿到國外的基金，用劇本去參賽得獎，再獲得製作費用，這種模式成全了賈樟柯婁燁等導演，令他們漸漸躋身於國際行列。
二舅不會做別的
王彧不認同國外對中國電影的「誤解」說法，幾乎所有拿獎的導演，靠的仍然是電影本身，而非國家背景帶來的政治性。他們在無法想像的艱難裏以莫大勇氣講述的是中國人的真實生活，有扎實的電影語言可以和世界別國導演比肩。
他懷念從前但並不留戀，自《三峽好人》後他與賈樟柯分道揚鑣，在香港注冊公司，為年輕導演尋找影展機會。有些東西他放棄了，他稱之為「想明白了」，比如無人喝采的實驗電影或文藝片，在十年裏中國的民營電影公司興起，中國仍然沒有高水準的商業電影。而他們這一代重要是拿出過往的經驗，找出一條平衡之路來。
人稱「二舅」的王彧，不願多談十五年裏做地下電影個人所付出的艱難，電影是給他人生最好的禮物，他覺得簡直是救贖，「因為我壓根兒不會做別的事，沒有別的本事。」
王彧：
1976年出生，資深電影製作人，2000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作為製片人，王彧參與製作了超過三十部影片，包括賈樟柯指導的《任逍遙》、《世界》、《三峽好人》、《東》；李楊《盲井》；王超《安陽嬰兒》；烏爾善《刀見笑》；韓杰《賴小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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