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句話並非否定書的價值，而在強調獨立思考與批判的重要。讀書，不能把內容僵化成教條，照單全收。書到底是知識與經驗的累積，現代人還是要讀點書，不僅知書達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日理萬機的政客尤其具啟發。
不管職位大小，任何領導人面對的都是眾人之事，從家事到天下事，只要涉及相當數目的人口，便千絲萬緒，處理起來需要智慧、見識、經驗與技巧，還得術德雙修，操守上不容公益和私利糾纏不清。唐英年和梁振英在2012年特首選舉前後，由於僭建問題，弄得焦頭爛額，像台灣人說的「書讀到背上」，難杜悠悠之口。
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難得的是視野、膽識及人格表率。治國就更不用說了，在獨裁國家如此，民主社會尤其不能等閒視之。選舉固然未必真正選賢與能，有時只是誰較能譁眾取寵，但總比小圈子私相授受，在道德層面上避免千夫所指或無地自容。至少，民主選舉的瑕疵可以攤在陽光下公開被檢驗、批判和修正。
再過三年，一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以一人一票和公平競爭方式進行，香港將加入民主社會的陣營，在整個中國政治環境裏顯得格格不入，或許還有點「有為者亦若是」的示範作用。這是為甚麽普選計劃開始推動後，香港建制派和北京當權者步步為營，項莊舞劍，為政改預設防衞條件，企圖變更遊戲規則。
香港是自由開放社會，政改諮詢承繼以往傳統，並間接承認民意在普選操作與過程中的角色。民意來自人民的心思意念，但也存在於其他載具，特別是大眾傳播媒介，包括書籍等。在沒有民主選舉時，新聞報道與評論往往是當前民意的替代指標，而書籍則無疑多少記錄了民意的歷史期待和走向。2017年特首普選是個很好的案例。
過去16年，有關香港普選的文章和書籍，就算不是汗牛充棟，數量應也很可觀，如果再考慮世界各國民主選舉理念及運作的文獻，浩瀚如海，便更加難以想像。讀書的緊要遂盡在其中，無他，書報提供一個「無形學院」。學，而後知不足，領導人照樣不例外，美國總統常常被記者問起最近讀些甚麽書，並非是個無聊的提問。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
「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的現代概念由社會學者Diana Crane於1972年在《Invisible Colleges: Diffusion of Knowledge in Scientific Communities》提出，談的雖然是科學知識的結構、組織、流傳與成長，有關知識和意見如何擴散的探討卻可延伸到其他場域，也適用於日常生活，從一般人到政客，無形學院都是某種資源。
由上任一年多的舉止和話語看，特首梁振英似乎需要多讀書，他的團隊和幕僚也得花點時間埋首書堆。特區政府縱使濟濟多士，各有專精，從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到最新的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其表現卻處處顯得力有未逮，不論是上駒或下駟，應都可在「無形學院」中浸淫一番，尤其是政治、社會與傳播方面。
只要讀政治學的書，梁振英和團隊起碼會接觸一個基本主張（理解或接受倒是另外一回事）：在自由民主社會，「異議的權利」（the right to dissent）不僅正當，也合乎權力制衡的道德要求。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不是少數個人或團體的無理取鬧，異議本身，就是港人是自由人的表徵。即使只有700萬人口，選民才300萬左右，香港朝野間平常的吵鬧，或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口出不遜的惡言，不過是眾聲喧嘩，為選舉鋪路（像台灣的藍綠之爭），不必動輒以公權力相向或威脅，如對付林慧思老師一樣。
任何社會學的書都會談到社會運動是一種民粹，不論議題如何，其形成通常針對統治階層的作為，特別是政商精英的勾結與權力及財勢的交換，表達不滿和抗爭。2017年特首普選，除非半路殺出程咬金（如當權派或既得利益者設定小圈子篩選），由港人主導已是一條不歸路，「兩制」是否落實全在此一舉。堅持官民對立或人治高於法治，一再強調天下沒有不是的政府，徒然渾水摸魚，暗度陳倉，增添不必要的社會緊張。
就算特首不讀政治或社會學的書，退而求其次，傳播學的書也有可取之處，至少美國多年來的政治傳播研究結果可為借鏡。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溝通光靠新聞專員或公共關係操弄媒體，儘管有短暫成效，長期恐怕適得其反。在民主社會，政府只能欺騙少數人於一時，無法左右大多數人於一世，新聞界也不乏諤諤之士，振筆直書。
未來三年，梁振英和班底如果能多讀書或看報，這個團隊或許可以挾現任優勢在特首普選時逐鹿中原，跟泛民派候選人一較長短。不論輸贏，梁振英多少可以在香港民主發展史上留下一筆。否則，誰是民主罪人，史書自有定論。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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