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上周會見赴京述職的梁振英後表示：公民提名與《基本法》距離較遠，應該不屬於符合《基本法》。從中央涉港事務的三大機構負責人對公民提名的態度來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斷然否定，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避而不談，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話語軟中帶硬，三人口徑雖不太一致，但立場已非常鮮明：香港普選必須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的框架內進行。換言之，香港普選的政治原則及法律依據已確定，港人接下來只需討論諸如提委會機構提名的民主程序、特首候選人數目，以及選民投票的具體方式等等。如此政改諮詢，只剩下「政制」器物層面的具體謀劃，而沒有「政治」道義層面的價值澄清，勢必淪為一場由中央畫地為牢的遊戲。
《周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何謂普選之「道」？簡單說，就是人民賦權。這種價值理性可上溯到約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的人所擁有的「自然權利」（生存權、享有自由的權利及財產權），後來衍生出選舉權，乃人民自願讓渡一部份「自然權利」給政治代理人去管理國家和地區公共事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選舉之「器」皆生發於人民的自然權利之「道」，何遠而言？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稱公民提名是「漠視基本法」，副主任黃蘭發更指是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外「另搞一套」，是「全無法律依據的A貨」。然而，《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等現有關於普選的法律條文，其價值基礎又來自何處？
已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憲法史學家愛德華考文（Edward S. Corwin）教授在《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一書中指出：「賦予憲法以至上性的並不是由於其推定的淵源，而是由於其假定的內容，即它所體現的一種實質性的、永恒不變的正義」。普選的正當性，其根本淵源，不是來自某個實在法的規定，而是由實在法之上的「高級法」賦予。
考文教授詳細解說了作為一種「高級法」的自然法是如何從古希臘以來確立為「法中之法」，以及在「共同標準和理性」的指引下發展實在法，限制世俗權力的歷史。考文引述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John Adams）的話說：「權利優先於世俗政府，這就是人法所不能廢止或不得限制的權利，這就是源於宇宙最偉大的立法者上帝的權利……我們的許多權利是固有的、根本性的、是大家作為準則一致同意的，並且是作為政府的開端確立的，這些權利甚至在議會出現之前就已有了」。這些思想，與中國先賢老子的「道法自然」觀點十分脗合。
從中央高官對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的反感來看，人民賦權的普選之「道」，與中央授權的專制之法格格不入，「道不同不相為謀」，注定了未來香港普選及其政治改革的命運多舛。為了確保一黨專制在大陸的利益，特首候選人不得「與中央對抗」，要向中央負責，這就使港人的自然權利大打折扣。「無代表不納稅」，而香港受所謂「主權」的制約，納稅人選出的特首卻需要去代表其他人的利益。中聯辦官員郝鐵川明確表示：香港普選不能用國際標準來衡量，「不能簡單套用其他主權國家選舉辦法」，呼之欲出的就只能是普選的A貨。
對港人自然權利的漠視，仰中央的鼻息而生存，造成的將不僅僅是對香港普選的損害。普選結束後，作為主體的人民退場，大部份港人的權利進入「休眠期」。為保一己之利，中央控制特首，左右立法會，干擾司法的行為或將更加肆無忌憚。上有「釋法」，下有「約談」，政治黑箱裏的交易非百姓所能知悉和控制，普選中中央的「實質任命權」將演化為日常政治中的「實質管制權」，港人期待已久的普選賦予特首的認受性，仍然可能在無盡的紛爭中化為烏有。
香港普選的意義不可低估。對於中央而言，應意識到與人民的自然權利對抗徒勞無益，退一步天地寬。放生香港和保住中共政權，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對於港人而言，在特定的「主權」環境下，應該既認清自身權利的價值理性（Valuable），又能確保行使這些權利的工具理性（Workable），有如先哲程顥所言「器亦道，道亦器」，同心同德，努力締造一個優質民主的香港。
沈舟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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