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個知識分子朋友曾經概括描述中國大學現狀的話：「問題如山，病入膏肓。」他是一個悲觀派，屬於那些「末日預言家」群體中的一員，多年來他們一直預言中國即將崩潰而又每年都在奇怪這事兒到底為甚麼還沒有發生。話雖然說的有些極端，但持此觀點的人不在少數，認為包括北大在內的中國大學痼疾纏身而急需改革的看法普遍存在：太多的政治控制；太少的學術自由；人浮於事；資金短缺；商業之風日盛；學術標準滑坡；缺乏流動；懶惰成性；近親繁殖；拉幫結派；腐敗成風。
但是，誰應對這些疾病負責？又該如何對症下藥？分歧即由此而生。有人為此責備黨和政府，另一些人則將現狀歸咎於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有的為教授們缺乏骨氣而痛惜，有的則將矛頭指向短視的管理者和貪婪的官僚們。抨擊者眾但莫衷一是。
與此同時，教授們的生活狀況則一直在改善之中。九十年代早期，我北京學術圈的朋友們除了書籍幾乎別無長物，每個人都住在狹小的、堆滿書的出租房裏。而現在他們全都買了房子──空間更大，全新裝修的公寓，而且享受優惠的貸款利率。其中許多人購買了更寬敞的第二套房，把較小的第一套出租，有些人還買了私家車。過去他們只能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現在他們不時光顧餐館，度假旅遊，免費參加在風景秀麗之地舉辦的各種會議。明星教授們──雖然還是剛剛出現的鳳毛麟角一族──也加入了國外同行之列，享受着穿梭於世界各地、學術精英般的生活方式，在達沃斯、倫敦、哈佛和伯克利之間飛來飛去。九十年代前後，一個北大年輕教授的薪水僅是北京出租車司機收入的十分之一。當時學者社會地位之低可以從兩個頗為流行的說法中得到佐證：「造原子彈的比賣茶葉蛋的掙得少」，或者：「跟教授一樣窮」。很難想像，僅僅幾年前還被看作是公眾引路人和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的地位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昨天他還是牧師，今天他就被踢下聖壇，窮得像教堂角落裏的老鼠。多大的心理衝擊！但緊接着，這一切又變了。現在，中國教授的收入達到了一九八○年以來的最高點。在就業市場上，學者生涯以其收入寬裕、職位穩定和受人尊敬而再次成為頗具吸引力的職業選擇。所有這些滄海桑田般的變化竟然在彈指一揮間的二十年中發生了！
然而，激變並未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可。其中有種看法認為，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被「馴化」了。國家先是以坦克和槍使他們閉上了嘴巴，而後以物質利益（購房補貼，優惠房，肥得流油的官方課題費，「校辦企業」執照的頒發，國內外學術市場上追名逐利的機會）「收買了」他們。他們成了一群裝聾作啞的、腐敗的合作者，在激動人心、令人不安、難言公平的致富大道上比肩疾奔。
現在讓我們來看幾幅天安門屠殺十五年後二○○四年的畫面：政治改革渺無蹤迹，國內媒體小心翼翼地避免觸碰禁忌，新聞審查與自我審查如同水銀瀉地，異見者們──一小撮冥頑不化、孤立無援的唐．吉訶德們──或被關進牢房，或被逐出國門，或被邊緣化。有着長久積極參政議政傳統的北大也因過深捲入天安門抗議活動而受到懲罰和監視的特殊關照。屠殺發生後的最初幾年裏，政府強迫所有北大入學新生在整整第一學年裏接受軍事訓練和理念灌輸。這一臭名昭彰的措施持續了很長時間才被叫停。但是，每逢屠殺發生的六月四日當天，北大的各個校門周圍依然有安全人員在巡邏，只不過這種巡邏變得越來越不惹人注意了，而且到目前為止，從沒有任何「騷亂」發生。
那麼知識分子們呢？應該說，知識分子的生活正變得越來越舒適，有些甚至變得富足。前一段時間，我問了兩個北京的學者朋友同一個問題：「如今的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我得到了兩個回答。一個說：「人人都在付購房按揭！」另一個只說了句成語：「土崩瓦解」。
中國有句古諺：識時務者為俊傑。以此而論，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們是變聰明而不是變頑固了。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對這種現狀逆來順受。隔上一段時間，某種不和諧音就會劃破沉默中的寂靜，提醒人們想起他們為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那些妥協。
二○○三年十月，在一次北大舉行的名為「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的研討會上，一位演講人打破禁忌，講述了一個關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故事。開始時，這個由北京大學中文系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研討會一直進行得平穩而融洽，來自中國、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們從多重角度探討了與北京城相關的議題，與會者提供了數十份論文，內容涵蓋北京的古建築、傳統文學以及民國時期的戲劇。一切都很專業、彬彬有禮和溫文爾雅，就像學術研討會應該的那樣。但是第二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陳丹青──受邀參加圓桌討論會的一個藝術家──站起來發言了。
他說，北京的「都市想像」古往今來都為權力者所主宰，歷代帝王、毛澤東、今天的市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和國際大牌建築設計師，概莫能外。正是他們的意志，決定了北京的都市風貌，而普通北京人所能做的，就是順從他們的意志，不斷地從城區搬到郊外。至於北京的「文化記憶」，則要麼百孔千瘡，要麼一片冰封。他說他仔細看過提交給會議的每篇論文的標題，所有論文談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時代」──那是前共產黨時代，官方允許有「文化記憶」的時代。這很像是老人的記憶，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記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記得越清楚。
發言結束前，他說他想講個小故事，也許能稍稍把斷裂的記憶連綴起來。故事很簡單：說的是個男人，一個北京人，一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黎明前從天安門廣場逃走的人。這個人跑啊跑啊，巨大的恐懼驅趕着他，他發瘋似地往家奔跑，一路上邊跑邊高聲詛咒着，直到背後的槍聲漸漸離他遠去。當跑到美麗的後海一帶，他忽然聽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聲音：伴着樹叢中嘰嘰喳喳的鳥啼聲，傳來一陣洪亮悠揚、拖着長音的唱腔。他停下腳步，傾聽着，慢慢定下神兒來：這是老北京人練唱京劇時吊嗓子的聲音，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都熟悉的那個北京的都市之聲。
丹青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整個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插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
那天會後，聽眾中的一個學生在北大網站上貼了篇長長的報道，形容丹青的演講，「使整個會場為之震動！」在一個人們說話越來越斯文、越來越拐彎抹角的年代，丹青的勇氣深深打動了他。「但是我發現」，這個學生接着寫到，「那些（在丹青發言之後）對他表達感激和敬意的人中，沒有中國大陸的學者。一個也沒有。」
我幾乎是立刻獲悉丹青北大講話內容的。當天正好在現場的朋友會後給我打了電話，生動而興奮地描述了整個過程。這事顯然不同尋常，值得向人轉述。但朋友也提到丹青持有美國護照，這給他提供了保護，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成了他「勇氣」的注腳。朋友在猜測着，此事會不會對陳平原產生甚麼影響。作為中文系的教授，他是這次研討會北大一方的組織者。陳平原沒有陳丹青的那種保護，如果有人向「上面」打個「小報告」，他可能會為這次「事件」承擔責任。畢竟，這種事在過去屢見不鮮：實際的麻煩製造者被饒恕，而那些本該是阻止麻煩發生的人卻受到了懲罰。換個說法就是：放過罪犯，逮住警察。這種做法看似專橫但卻十分有效：它使更多的人變成了警察。
那天，陳平原處理得非常冷靜。丹青發言後，他只簡單地說了句「今天的發言都很好」，旋即宣佈會議結束。事後，陳平原告訴丹青，他打算將其演講收入計劃中的會議文集。丹青說自己不想給他造成任何「麻煩」。陳平原回應說他會做「一些出版上的調整」。當然，這意味着他將以該文集編輯的身份刪除所有不適合出版的內容。丹青說沒問題，只要需要，隨便你刪。
時間一天天過去。幾個星期過去了，幾個月過去了，甚麼都沒發生，沒有懲罰降臨。瞬間的激動煙消雲散，事件本身也色彩褪盡，一如泥牛入海。
一位雜誌編輯朋友這樣評論此次事件：「陳丹青這些年來一直呆在國外，所以才保持了某種新鮮感和敏銳度。但他不一定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歲月裏經受的一切。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我後來和丹青通了話。他說他「完全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經受了甚麼。「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他嘆了口氣，「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
他接着說：「今天的大學生活，不過是一份職業而已，都是個人利益。除非真正置身其中，成為這個體制中的一員，就像我得到這份工作時那樣──我拿學校的工資，靠學校分房等等──否則你不會明白真相。」他描繪的真相，可實在不大美妙：教授們似乎大都是些自私的名利之徒，要麼是虛偽的市儈，要麼是窩囊的膽小鬼。他們對更崇高的理想無動於衷，也缺少真正的學術熱情，只對維護和提升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有興趣。真正的思想與學術爭論已是昨日黃花，教授們真正為之奮鬥的，不過是權力與物質利益而已。
「我現在明白了，為甚麼我的學生對他們的老師抱着某種輕蔑，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老師們表現得像一群膽小鬼和偽君子，」陳丹青說。他也意識到，自己在大學裏絕不會被完全信任，也不會被允許接近任何有權力的位置，因為他離開得太久了。「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有個朋友問我有甚麼計劃：是真想做些事情呢，還是混口飯吃。我說當然是要真正做些事情。但現在我明白了，我絕不會在這個體制內產生任何影響。」
（節選自作者即將出版新書《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