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姆西一丟成名，成為港人新寵。有人說，路姆西譯名似粗口，搶購熱潮似羊群效應，品味低俗；但卻忽略，這熱潮暗示香港目前正處一個相當危險的臨界點。
心理學當中有一個路西法效應，正解釋了今日香港為何出現路姆西熱潮。美國心理學家Philip Zimbardo（下稱津巴多）在1971年進行了著名的史丹福監獄實驗（簡稱SPE），找來數十名志願者分別扮演獄卒和囚犯（為了讓實驗更逼真，還找來當地警方合作）。實驗第一日，獄卒和囚犯都相安無事；第二日，囚犯公然作出反抗，津巴多要求獄卒控制場面，一些反人道的行為就發生了。面對囚犯的反抗，獄卒強迫囚犯服從，包括對他們加以羞辱，或在深夜時分阻止他們睡眠等；反抗的囚犯亦受到比其他人更嚴苛的對待。最後，實驗真的變成了一個監獄，志願者真把自己當成變成所扮演的角色。原定進行兩周的實驗不得不強行中止，因為連津巴多本人都不自覺地代入角色，無法客觀分析狀況。直至他的助手在實驗第六日到訪，親眼目睹一個好人在代入獄卒角色後進行的惡行，要求中止實驗，津巴多才意識到出現了問題。
在實驗結束之後的數十年，發生了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的非人道事件，震驚全球。2004年，津巴多被美國軍事法庭邀請為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事件作供，津巴多以SPE為基礎分析虐囚事件成因，再以這些經驗撰寫《路西法效應》一書，副題為「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SPE和伊拉克虐囚事件無疑是邪惡的，但津巴多認為，邪惡的發生不是籃子中的數個壞蘋果（Bad Apples）可以導致，亦不是社會學中的壞桶子（Bad Barrel）所導致，最大的問題是「誰製造一個壞的桶子」。津巴多將虐囚事件的個別案例比喻為壞蘋果，並將容許壞蘋果作惡、令蘋果腐爛的情況比喻為壞桶子，而導致壞桶子出現的成因，正是政治、經濟以及法制這個系統（Systems）。
津巴多認為，邪惡的發生往往都是從一小步開始，隨之而來的就是將對方去人性化，將個體自身個性埋沒，將個人責任進行攤分，盲目服從權力者，不加思索認同團隊準則，以及以被動方式，例如對事件漠不關心，去縱容邪惡的發生；津巴多將這個過程稱為「墜入邪惡的七個社會進程（Seven Social Processes that Grease the Slippery Slope of Evil）」。在SPE實驗中，津巴多命令獄卒控制場面，將獄卒推向了第一步，模擬實驗中的惡行就是這樣開始發生。
同樣，現今香港社會的惡行一直在蔓延。自梁振英上任以來，香港出現不少愛字頭組織，以愛國愛港的名義在公開場合作各種暴力行為。例如愛港力在佔中組織舉辦的活動中多次破壞；青關會在旺角鬧市中以橫額包圍的方式，阻止法輪功在香港以合法手段表達訴求；在公開場合中，多次有愛國愛港人士以暴力手段對待持不同政見的示威者，甚至對記者使用暴力。
上述事件大部份不了了之，而愛字頭組織卻一直堅稱這些行使暴力的人只是個別人士，是一個籃子中的數個壞蘋果而已。今日香港，以愛國愛港為名施行暴力已是一種默許，是香港的政治環境默許了他們的存在。政府不去對愛國愛港者的暴行進行檢控，而是放軟手腳，實際上是鼓勵他們，將愛國愛港人士推向墜入邪惡的七個進程的第一步。
至於那些對施政無能的政府表達訴求的示威者，面對整個已經變得邪惡的系統，面對那些愛字團體，除了學黃毓民講丟汽油彈、搞革命外，還可以做些甚麼？最多就只能買一隻路姆西宣洩不滿，要不就好像以前一樣，面對高牆只能夠丟雞蛋，等警方檢控了。
范克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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