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行政長官普選，表面上看，跟鄧小平沒有直接關係。深一層追究，鄧小平卻是某種標杆，等待後人超越，就像他超越前人一樣。
在中國政治的大環境裏，這個超越鄧小平的機會落在香港特首普選上。全世界，尤其是各國政府和主要新聞媒體，都在看鄧小平的追隨者，包括特區和北京當權派，如何把握一剎那的歷史轉機，為中國啟動政治變革。歷史事件不會重演，歷史關頭也一閃即逝，改變歷史的機會更是千載難逢。
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窮其一生，欠缺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生活操作，這是過去60年中國人的共同經驗。鄧小平不會認同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他在中英香港九七談判上，卻頗具想像力，至少留給後人一個思考其他可能路徑的機會，一如他的經濟改革策略。
中外史學家對鄧小平的功過與歷史定位，遲早會有持平的論據。一個普遍看法是，他超越了毛澤東，擺脫極左意識形態的桎梏，把中國從10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廢墟中，帶上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的道路，被認為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新自由主義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在1970年代潰敗後的替代理論框架。英國社會理論家David Harvey於2005年出版《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由左至右，書的封面將美國總統Ronald Reagan、鄧小平、智利總統Augusto Pinochet和英國首相Margaret Thatcher並列，用意明顯：民主與獨裁可在經濟改革方面殊途同歸。
Harvey指出，1978年鄧小平的自由化政策是一個巨大的經濟革命轉捩點，是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儘管鄧小平並無意推動人權和政治的自由化（如1989年天安門鎮壓）。1992年南巡後，鄧小平繼續推動經濟自由化，策略初期的成功依賴與香港的關聯，亦即，香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對外開放的窗口和出路。
2017年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0周年，行政長官普選可以是向世界展示「中國和平崛起」的難得機會。「一國兩制」應許的是，九七移交時香港現有的生活形態（舞照跳、馬照跑）維持不變，至於當時沒有的制度（普選），可能就得從長計議。50年應足夠港人，特別是當權者，以智慧和擔當面對特首選舉所可能帶來的各種疑難雜症，拋棄成見，形成一種共識，為百世立千秋之基。
過去16年，香港在小圈子選舉中摸索，不僅蹉跎時間，又錯失超越鄧小平的時機。2017年特首普選已是箭在弦上，剩下的問題是由誰掌弓和標的何在，政改諮詢只是個起步。千里始於足下，未來三年將決定香港往後30年何去何從，一失足，勢必成千古恨。
香港既然是特區，普選更是在中國僅見的社會實驗，這個稍縱即逝的契機就應落實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所說的「大直路」上，以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昂首闊步，不該拐彎抹角，躲躲藏藏。從行政長官到市井小民，每個人都成敗與共，沒有袖手旁觀或心存僥倖的餘地。
任何選舉可以是實用與理想並行，不必涇渭分明，2017年特首普選不僅是港人政治權利的運用，更應是道德執着的堅持。鄧小平的經濟自由化只做了市場部份，意見的自由市場仍有待臨門一腳，後人責無旁貸，700多萬港人不妨凝聚成一座燈塔，指引方向。
政治上，普選勢在必行，香港便是主場，港人更是有能動性的主體，所有的遊戲規則自應由全體香港選民，透過志願的方式，經由不同管道及話語，尋求一個最大公約數。政改諮詢因此不應劃地自限，否則只是要求港人對既定構想（如候選人數目限制或機構提名）背書而已，談不上商議民主或對話。
選舉，不只是個人投票的一種政治行動，更有深刻的道德內涵。道德的唯一標準是，對人，一視同仁；選舉亦應如是，特首普選的道德在於整個過程必須公平，不分背景或意識形態，每個選民都只有一票，對候選人也沒差別待遇。選不選，或投不投票，都只能由當事人在自由意志下拿定主意，別人不能越俎代庖，先天上剝奪他人參與機會的平等。
如果候選人只能由機構提名或提名委員會成員從功能組別選出，就表示少數人（機構也總是由某些人代表）比一般選民多了一票或一次機會。簡單說，不管形式如何，只要小圈子篩選的方式存在，一些人就有權先決定誰可以是候選人，他們既是選民，當然又可再從自己圈定的候選人中選出心水之人。這種操作無疑符合特定政治目的，卻在道德上留下相當缺陷，無他，此一機制暗示少數人比大多數人來得重要。
在特首普選上，一個自由民主的香港，一旦對整個中國政治結構帶來潛在威脅，需要檢討的，恐怕不是特區，而是「一國兩制」的背後邏輯，或許這是鄧小平的伏筆，香港必須面對取捨的岔口。Harvey對鄧小平的評價既是讚許，又是惋惜。後鄧的中國何妨更上層樓，以普選超越鄧小平？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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