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11月22日，我在寫美國作家赫胥黎去世50年的當兒，朋友從facebook發來短訊，告訴蘇富比環球當代藝術部主管兼首席拍賣官Tobias Meyer離任的消息。
着實嚇了一跳。以政治比喻的話就像李克強辭職，快餐店來說則類似於山德士上校轉會到麥當勞，以後不再雙手捧炸雞微笑──事情就是嚴重到這種程度。
後來腦袋就「叮」一聲的恍然大悟了。空穴來風，事必有因。離任消息發佈八日前，美國雜誌《Newsweek》刊登了一篇Meyer的訪問，文中說他哭了，這麼一個山德士上校，就哭了在記者面前。
他在蘇富比與佳士得這兩大拍賣行的戰爭中，一直擔任大將席位。所以當己方陣營拍賣成績遠不及對手時，壓力也就排山倒海，撲面而來。今年秋拍，他的唯一希望落在極其罕有的Andy Warhol Silver Car Crash（Double Disaster）（1963）之上。為了說服賣家經循蘇富比拍賣這幅畫作，Meyer東奔西跑，飛到瑞士與對方拉關係不止，又邀請他去康乃狄克州的別墅度假。
「死線」前獲拍賣委託
而一句簡單的Yes卻遲遲不來。終於死線已至，他才在「死前一刻」得到這起拍賣委託。那簡直是一次瀕死經驗，他說。回想至此，Meyer就開始嗚咽了，不得不逃到角落，抹去兩行眼淚，才回來繼續接受訪問。
老實講，拍賣這回事和許多人都了不相關，即便和我其實也沒甚麼關係就是了，說穿了我不過就是一個其實無錢買而又說三道四的人而已。但Tobias Meyer 的故事，我覺得不只關乎拍賣，而反映了別的甚麼──我們談或罵藝術市場時一直忽略的甚麼。
Silver Car Crash最後拍出了1.05億美元（約8.17億港元），比過往Andy Warhol的最高紀錄還多出3,000萬美元，讓今秋紐約蘇富比藝術拍賣總成績高至4.74億美元（36.77億港元），只是仍與紐約佳士得差一大截──對手是7.82億美元（60.65億港元）。
據說Silver Car Crash競投非常激烈，那是一場十來個有錢佬的混戰。我沒有在現場，也不知道實際情況怎樣，但11月23日的香港佳士得夜拍那天，我有在場。那夜我一直留意着一個女孩。她是拍賣行職員，看上去約莫27、28歲，可能還要更小一些。當時正在拍一幅千萬畫作，她正代表自己的客戶競投，左手捏緊電話筒，不時三兩句地交談着，表情嚴肅得近乎神聖。
除女孩以外，舉牌的就只有她的另一位同事。對方披一肩長髮，年紀稍長。與那小女孩繃緊得幾乎要哭出來的神態相比，長髮同事顯然淡定得多。她帶着類似於玩弄小動物的心情，一邊注視小女孩動靜，一邊輕鬆舉牌，一舉就是500萬元。
同樣是紙做，但女孩的號碼牌卻沉重得多，開每口價前都像要跟客戶作南北韓談判似的。這小女孩是如此緊張，以至有這麼一刻，她竟然一連舉了兩次牌。拍賣官嘲弄說：「你是在自己跟自己競投喔。」於是全場就竊笑了，沒笑的只有她自己。
如此你來我往十數次，忽然長髮同事一擺手，向拍賣官示意放棄。卻反而笑得更加愉快，像是剛玩完一局妙趣橫生的UNO。反倒是終於投得作品的女孩，依然抿唇不語。我猜想那夜，可能是女孩事業上的首次勝利。然後我似乎可以看到廿年後的她，忽爾回憶起這夜的成功，也在記者面前流淚，然後決定罷手，永遠離開拍賣這一個殘酷而空虛的世界。
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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