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京畿派出大員巡視邊陲，總是地方有事。天高皇帝遠，民間如果不安，或天下不太平，大內遲早要震盪，皇帝不免寢食難安。現代中國也一樣，雖然沒了皇帝，中央卻如影隨形，南方的小騷動依然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尾大不掉，後患無窮。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旋風式訪問香港，並非偶然。
既然代表京畿，李飛傳達的訊息再清楚不過，有關2017年香港普選的遊戲規則，由中央根據《基本法》定奪，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亦即，集體意志高於個人的一廂情願，特別是泛民派的公民提名主張；至於集體意志如何體現，以中央的定義為準，其他解讀頂多是想當然耳的雜音。人在屋簷下，再多的呢喃私語，都無法掩蓋不得不低頭的現實。
李飛來去匆匆，塵埃早已落定，香港普選的形式和內容也大致有了輪廓。以京畿大員之尊，李飛顯然認真嚴肅，似乎也無意貶低普選在「一國兩制」下的政治意義。他親臨香港，並發表談話，就不光是象徵而已，更有中央劍及履及的示範作用。這是上國的姿態，跟遼寧艦帶隊出巡南海海域或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定，頗有異曲同工的效應。
軟實力自然比硬實力來得斯文，不帶武力威脅。問題是，不管喜不喜歡，一言以蔽之，李飛描繪的藍圖，可以說是麥當勞化的普選，在抽象層面上，跟麥當勞漢堡沒甚麼兩樣。麥當勞漢堡偶爾可以吃，至少能果腹，但談不上營養或健康。美國人所以認為麥當勞漢堡和其他速食餐都是垃圾食物（junk food），不無道理。
用中文俗話來說，麥當勞普選就像雞肋，食之無味，丟了又可惜，好歹這是個有名而成份不足的選舉。其實，麥當勞普選所透露的，不在候選人公平參與及一人一票的精神和操作雙雙被打了折扣，而是背後的更大企圖——中央統籌控制。這是後現代社會「麥當勞化」的偏差，香港未來的特首選舉如果毫無轉圜餘地，將異化成為麥當勞選舉的經典。
「社會的麥當勞化」概念由社會學者George Ritzer在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1993）中提出，針對當代美國「社會性格」的變遷，進行批判與反思，主要理論框架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過程對人、組織與社會之間互動所造成的各種影響，這套觀點已流傳到其他國家，並被廣泛討論。
Ritzer以許多實例，尤其是麥當勞速食餐廳的工廠式作業程序，探討合理化過程的指標。他認為，一個社會的合理化注重五個主要面向：效率、時空的可預測性、量化重於質化、機械科技取代人的能動性和對不可知事物的控制。合理化過程的極致是控制人的心思和行動，不論是上司對下屬、中央大員對地方百姓或店員對顧客，都不把人當人，也就是說，個人全是有權者掌控局面以達某種利益的工具而已。
在中國缺少普選的機制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的任免都透過由上往下的集體指令產生，一旦香港行政長官的普選以民主社會的規格實施（一人一票和公平競爭），就算符合「一國兩制」的要求，多少是對現有政治體制的某種心理挑戰：香港可以直選領導人，為甚麽其他地方不能？這個問題並不簡單，回答起來恐怕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麥當勞化的選舉，遂是一勞永逸的辦法。
麥當勞的菜單看起來很多樣（至少十個套餐），名稱也很吸引人（如足三兩），偶爾還有一些特餐，但選擇根本不多。麵包不變，配料也大同小異，都按既有規格統一前置量產，差別是厚薄和如何搭配。不管是哪種套餐，從頭到尾，是一套機械化的製作流程。每個店員的舉動和移位，與機器人無異；顧客則是末端的另一個機器人，被叫到號碼，就拿走食物。短短幾分鐘，一切全在控制之中，不拖泥帶水。
麥當勞普選也如是，量化是個主要考慮。依李飛的構想，候選人數不能太少，以免缺乏競爭（只賣麥樂雞讓人胃口缺缺），但也不能太多，讓港民無從選擇（太多套餐令人不知從何吃起）。太少或太多怎麼決定，就得依靠預測性了，尤其要符合當權派利益。候選人數目多寡固然牽涉選舉效率，是否跟公平競爭或有效選擇有直接相關，倒是難說。2012年的特首選舉，「蠢豬」與「奸狼」惡鬥一番，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2017年特首普選時，候選人數目或許緊要，更重要的可能是背景審核。所謂特首應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界定的是某種意識形態的條件（不能與中央對抗），卻未必是候選人素質的資格（才幹和歷練）。把條件（condition）嫁接為資格（qualification），是一種合理化的算計，目的不外是預先控制選舉的結果。儘管麥當勞漢堡不怎麼營養，至少眾多顧客覺得還可口。麥當勞普選欠缺民主的原汁原味，港民只能囫圇吞了。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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