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高官，不論是頭角崢嶸或面目可憎，特別是手握大權的政客，都是報紙版面和電視新聞的寵兒。美國總統奧巴馬天天是新聞主角，毀譽交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照樣是焦點，只是新聞的歌功頌德幾乎氾濫成災。比起中美兩國元首，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即使四面楚歌，在新聞天地裏也平起平坐，毫不遜色。
新聞獨佔，是當權政客的獨特力量，集政治、社會和傳播資本於一身，事無巨細，聲威所及，版面和時段攻無不克。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尤其明顯，由民主到獨裁，大小政府無不想盡辦法，利用各種傳播管道與公關手段（如諮商廣告或落區），操弄人民的視聽，並間接壓縮在野力量的空間，一石二鳥。
一方面，獨領風騷無損政客知名度，惡名亦名，雞首總比牛後風光。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佈11月初的調查，梁振英繼續排名「十大香港市民最熟悉政治人物」之首，「特熟」當之無愧。其實，這種排名不值得大驚小怪。坐擁大位後，梁振英如果還名落孫山，他的問題就不只是正當性的欠缺了，更何況，熟悉並不等同認可。
另一方面，因為媒體組織或社會結構的限制（如國家機器以保密壟斷資訊的自由流通），新聞報道是一種零和遊戲，尤其是傳統的報紙和電視。在政治新聞上，當權派多一點版面或時段，在野派就少一點，反之則難說，畢竟政府掌控的訊息永遠超出一般人想像。大餅有限，就算勝者不全拿，剩下的不過是碎屑，反對派再瓜分下來，能在新聞中報個名號便是有頭有臉了，有時還灰頭土臉。
政治現實是，套用台灣俗語，西瓜偎大邊。一旦為了市場生存，媒體攀權附勢，或充當馬前卒，如台灣的統派或獨派媒體，而在新聞取捨上有所偏好，甚至以既定立場框架報道，記者就變相成了權勢附庸，或異化為「黨國喉舌」。中國的「有償新聞」不說，台灣媒體的「置入式」行銷恐怕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新聞成為謀財利器，墮落的豈止是記者，真理跟着淪喪。
當新聞記者爭相俯首膜拜時，政客根本不必親自擁有媒體，只要能操控前者的日常運作，並因人、因時、因地，左右政治與新聞的共生關係，也就足夠打造一個「媒體政權」。誰掌握這個基本邏輯，不管當權派好壞，主宰了新聞場域，反對勢力難免望塵莫及，往往還身不由己，被迫在指定空間裏隨調起舞。
共產國家的政權都是媒體政權，因為大眾傳播媒介屬於思想生產工具，從書籍出版到電視頻道，都歸國家所有，以人民之名報道或記錄官方的起居注，任何反對聲音全只能在夾縫中苟延殘喘。黨國的手有多長，即使是想像的，言論或新聞審查就延伸多遠。台灣誠品書店不讓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的《殺佛》上架，便是不幸走向。台灣誠品不能，香港誠品應該就更不可能了。誠品隔海向霸權低頭，參與禁書，這是一家大規模書店的悲哀，更多的小書店無疑要誠惶誠恐。
媒體政權不只出現在共產國家，民主社會也不乏例子，最突出的是由1994年到2011年，當過四任意大利總理的Silvio Berlusconi。他挾着龐大的電視媒體帝國與雄厚財力，縱橫政壇，儘管口無遮攔，卻掌握全國話語權的遊戲規則與時機，主導反對派或在野黨的進退，並以各種方式繞過國會監督，玩弄對手和人民於股掌之間。
意大利文化評論家Umberto Eco在Turning Back the Clock: Hot Wars and Media Populism（2007）中，對Berlusconi的媒體政權有相當深入的剖析。他說，媒體政權的打造主要在動員民粹，政客運用新聞媒體直接與人民建立聯繫，從而避開國會的制衡權力；領導人不必尋求共識，因為共識十拿九穩，國會頂多是個橡皮圖章。至於如何操縱民粹，從新聞到其他節目，電視收編或籠絡是不二法門，因為看電視的人多，讀報的少。香港自然沒有Berlusconi這種政客，特首梁振英更非電視帝國大亨，他的辯才大致無礙，面對新聞媒體，即使強詞奪理，也能不慍不怒。不過，用Eco描述的媒體政權現象來解釋特區政府的舉止，倒有幾分似曾相識。
從發牌風波看，行會無疑是特首的囊中物，梁振英一言九鼎，便是共識，其他人遂處處粉飾太平。林煥光事後的雜音，充其量是無關痛癢的馬後炮。立法會封殺《特權法條例》，擺明是行政部門的御用橡皮圖章。兩者左右侍候，特首自然獨步全場。一切都可事先算計，不管批判與否，媒體總得報道如儀，反對派也只能按現成劇碼，在官方搭的戲台上，走個過場。新聞獨佔並非梁振英個人本事，媒體降格以求，讓他經營一個無名有實的媒體政權，惟我獨尊，這是香港的悲劇。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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