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die！……Fredie！」項美麗差點和一個混血青年擦肩而過。她高聲喊，攔住他，央求他一起到日本官員跟前去做個「人證」，指認項美麗是他的舅媽。一張邵洵美的照片是物證：「這是我的舅舅」。這倒是真的，Fredie的伯母是洵美的姐姐（嗣母李夫人的親生女）。由此，項美麗拿到一張中國籍的證明，得以逃脫集中營的苦難，帶着襁褓中的女兒Carola在集中營外生活。難民的日子難過，她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罪。但她堅強地想方設法，翻出首飾換錢，覓得嬰兒的奶粉、衣着；還千方百計買肉罐頭、巧克力送進集中營，去幫助查爾斯和他們的朋友。集中營裏許多人因營養不良死亡。
那張邵洵美的照片是張一寸的證件照。五十三年後，項美麗遞給小紅看，照片中的爸爸有點陌生，比較年輕，小紅猜想那是一九三九年和項美麗去香港拜訪孔夫人那次出境護照用的。它黏貼在一篇文章抽印本的封面上。文章是邵洵美用英文寫的Confucius On Poetry《孔子論詩》。
項美麗在香港的苦難遭遇都寫進了她的暢銷書China to Me《中國與我》。
書裏描述了她在中國和香港八年間的種種事情和她接觸到的種種人物。她慣以生活裏的情節做小說的素材，加上文學的渲染，文筆輕鬆幽默，常常能夠攫住讀者的好奇，引發讀者的遐想，這就是她的半自傳性小說的趣味。因之，讀者難以分清她小說裏的內容哪些是事實，哪些是故事。怪不得節譯出版這本書的倉聖，在「譯者小言」會說一番話。（倉聖即顧蒼生，是她和洵美的好友，洵美的中學同學，一位律師，也就是在八一三時為她開具一張假冒的結婚證書的朋友。）他寫道：「……我應該承認邵洵美是我的朋友，我不得不在此提及，所以我是更明瞭邵項兩人之間的真正的友誼的經過。這一段文藝界的佳話，我常想來一次忠實的報道，也許可以矯正一般人的差誤的看法。」他指出項美麗的這本書「正是她近年來生活的自白，也可以說是她的自傳中的一節，裏面關於洵美的地方，又是一節中的一節。從這裏可以看出項美麗的個性，她的悲歡離合的遭遇，尤其她對於新奇事物的感情，造成了在這一個時期內的她。因為寫文章的人，往往會有誇大的惡習，尤其對於私生活的描寫，大多是喜歡把自己抬高身價，而把別人盡量抑低，用造謠式的哄騙作為最好的資料，項美麗當然不能例外。別的我不敢說，關於洵美的部份，我敢說大都是『瞎三話四』。我不是替洵美來辯護。洵美決不是被項美麗開玩笑的對象；正像她自己說的，他的確是使她文壇登龍的唯一幫手，因為她的成名作《宋氏姐妹》，沒有洵美恐不能問世。而況她在十年前，如果停泊在上海準備換船到非洲去的時候，沒有遇到洵美，她決不是本書中的項美麗了。……我想讀者都應該明白，文學的作品究竟非新聞報道，那又何必去顧慮它的真實性呢？」
可以說，人們低估了項美麗和邵洵美夫婦真誠的友情，項美麗是洵美佩玉夫婦和孩子們的共同朋友。因了與邵洵美的相識，她結交了許多洵美的至交，特別是那些文學界、美術界、學術界的朋友，對她了解中國的文化藝術有極大的幫助；因了洵美與項美麗對文學愛好的共同性，加深了他們的相知，他們合作創作小說，繙譯小說，合作創辦刊物；也因了洵美的解釋、引領，她比一般外國人更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對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在上海一呆就是五年。她對洵美夫婦的幫助是出乎人們想像的真誠。八一三突發事變，洵美一家倉促逃難，而家和印刷廠都位於敵佔區，邵洵美一家生活難以維持。是項美麗不顧個人安危，單獨帶工人穿越日本兵守衞的外白渡橋，穿越沙包堆壘的無人街道，在日本兵的眼皮下到洵美的家，洵美的廠裏去，多次用載重卡車搬出他們的傢俬和後來他們賴以維持生計的印刷機。至於項美麗與洵美合作出版的中英兩份抗日雜誌，她不但負責外文版的編輯工作，親自組稿寫稿；而且敢於擔當，在《自由譚》和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兩本刊物的封面上白紙黑字地印上「項美麗編輯，項美麗出版」。這種甘冒危險幫助中國人宣傳抗日的作為，不能僅以她看重朋友交情來解釋，應當說她是出於正義良知，見義勇為，一種國際主義的道義。淞滬戰役的炮火就在她身邊燃燒，南京大屠殺可怖的史實在她友人間傳遞，她看清日寇的喪心病狂，怎能不站在中國人民一邊？項美麗和邵洵美、盛佩玉之間的友情，是無私的互助。共同抗日的大義蓋過了兒女情的糾結。
自從一九三九年去香港、重慶，項美麗再也沒有回過上海。但是，上海這個城市，她時時在念，她在上海生活過四年多。她回過中國，但是沒有機會去上海。她一直在擔心洵美一家的處境。她丈夫查爾斯曾經被學術機構邀請來中國，項美麗隨行。那是一九八三年。在北京，他們去拜訪著名作家錢鍾書，錢鍾書是他們三十年代在上海《天下》月刊結識的那班朋友之一。（錢夫人楊絳二○○八年在電話裏跟小紅憶起那次重逢：「開始查爾斯和錢鍾書在談話，我沒在意他的夫人。後來項美麗拿出名片給我，我認出來了，我知道『項美麗』這個中文名字是邵洵美起的，他還把項美麗的昵稱Mickey，打趣地繙譯成『蜜姬』！」楊絳格格地笑了。）從朋友那裏項美麗聽說一九四九年之後，洵美曾經兩次鋃鐺入獄。（那是不確的，洵美只入獄一次，是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她也聽說洵美已經離世，當時人們沒告訴她，那是甚麼時候。然而她對自己說：「洵美甚麼時候離開人世，我知道」。
一九八九年，佩玉重病卧床，聽得項美麗仍在New Yorker《紐約客》雜誌社任專欄編輯，馬上叫小紅寫信，告訴她，經過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經過了各種變故，我家的狀況已大異於前；家已不在舊址，爸爸已不在人間。信輾轉送到在英國倫敦西北三十六英里的Little Gaddesden休假的項美麗手裏，她急忙回信。佩玉得知項美麗的境況頗為安心，命小紅把兩張珍藏了半個世紀的照片寄去。那是項美麗的寵物，長臂猿Mr. Mills（密爾斯先生）的照片。這是佩玉的胸襟。那時佩玉八十四歲，她倆是同歲的。不久，佩玉病逝。
自從恢復了聯繫，項美麗給小紅寄來三本著作，有China to Me（《中國與我》）、Times and Places（《累累履痕》）和Eve and the Apes（《夏娃與猿猴》）。六年後，一九九五年三月小紅應項美麗之邀赴美，參加她在紐約的九十壽慶。她已經垂垂老矣，但小紅還能夠從她的眼睛的閃爍和嘴角的笑意認得出來。她記憶中的Little Red（小紅）還是個稚兒，如今已年過花甲。不過這六年來，兩人通信不斷，互換相片。小紅在她家叨擾半月，項美麗拿出為洵美珍藏了二十多年的一本詩選，英文的，中國詩人許芥昱譯編的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二十世紀中國詩選》，書中譯了他六首詩，介紹邵洵美說，他和徐志摩一樣，是浙江人，同樣出自富裕家庭，也在英國受過教育。他也和徐志摩一樣，尋求解脫古詩的道德束縛，以感官美來從事詩歌創作。然而編者指出：邵洵美一九二八年選出第一本詩集《天堂與五月》裏大部份詩歌加上新作，重新出版時改集名為《花一般的罪惡》，「顯露出他對感官的讚頌並非沒有道德的謹慎痕迹。在他的詩裏帶有一絲譏諷的笑承認，肌膚乃是誘惑，是示意，是罪惡。」她又從一隻蒙塵的小抽屜裏翻出一叠泛黃的照片：有六十年前她和佩玉在上海楊樹浦家中的合影（旁邊一個男子是作家林微音）；有她和姐姐海倫跟邵洵美及其「大哥」謝壽康在南京中山陵的合影；有項美麗和她的海關學校學生共遊黃山，其中有邵洵美──那堆照片裏居然會有小紅和她的玉玉姐姐五六歲時的照片。沒想到這個瞪着大眼睛的娃娃五十六年後與她在曼哈頓重逢。
這時項美麗因地毯邊絆過一跤，左臂斷了兩處，不能伸直，但她還是每天拄着手杖由保母陪伴到《紐約客》二十樓她的辦公室上班。她動作緩慢，但頭腦依然清晰，耳不背眼不花，牙齒咬嚼堅硬的杏仁毫不費力，說話聲音輕清悅耳。她住在曼哈頓的第十六街，由一位胖胖的保母日夜照料，大女兒Carola（卡洛拉）隔三差四來看望，還有個當醫生的內姪關心，周末宿在她家。不上班的時間，她一直坐在客廳的沙發上，閱讀文章、稿件、報紙、小說。她的沙發正對着電視機，播出有趣的搶答節目時，她便放下書報參與，大部份題目都是她搶先答出。她特地找到小女兒Amanda（阿曼達）主演的電影給小紅看。阿曼達是跟她爸爸查爾斯一起住在英國的。由於英國的版稅高，項美麗在美國生活，嚴寒酷暑才回去，周末查爾斯會打電話過來。她喜歡打電話，用她骨折斷成三截的左臂，歪着頭接聽。她童心未泯，進門就看見一棟玩具屋，裏面微型的家具雜物一應俱全。她還找出一隻小盒子，裏面珍藏着她和姐姐海倫自小收集的成百件迷你型的動物和生活用品。她對猿猴的興趣不減當年，辦公室牆上大報告欄裏，貼滿了關於猿猴的文章和照片。家裏無論卧室的櫃頂，還是書房、起居室的小几上都擺着各種姿態，大小不一的小猿猴模型，有銅的，瓷的，細數一下，八隻之多。她的著作中關於猿猴的就有四本。其中一九七一年出版的On the Side of the Apes（《站在猿的一邊》）曾獲APA獎。
她從書架裏揀出她的成名作The Soong Sisters（《宋氏姐妹》），指給小紅看那第一版的錯誤──書背面印的顛倒的「宋」字，當時急得她趕快讓出版社重新印刷，把「宋」字擺正。那本書的前言裏有感謝邵洵美幫助她收集資料，並譯成英文。書後附上宋氏三姐妹為抗日爭取國際援助對外廣播的底稿。她是個多產作家，共有五十多部著作，這些著作多數已經絕版。她說自己的著作中最喜歡的是小說With Naked Foot（《光腳人的悲歌》）。她對中國的印象深刻，自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三年，那九年裏，中國正處在內憂外患的動蕩之中，在跌宕顛簸的生活中，她和許多中國人患難之交的友誼深深印在她的心間。她對中國的生活也極感興趣，她的著作中幾乎十分之一是關於中國的。她的生日是一月十四日，在紐約的十幾位親友再次為她舉辦的祝壽派對上，年邁的她，思想敏捷談吐幽默。談笑中，幾次背誦詩歌，個中的幽默情趣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她回憶中國，回憶上海，居然當場表演上海話打電話：「喂，儂啥寧？」（你是誰？）「儂姓啥？（你姓甚麼？）」「吾姓高。」（我姓高）「啥個高？」（甚麼高？）「高粱格高。」（高粱的高）然而，她有老年人的特徵，邁步吃力，腳不離地。一天，來不及去衞生間，她弄髒了衣裳和地毯，小紅心裏咯噔一下，「項美麗老了！」
小紅當時有意繙譯她的China to Me，帶着問題來紐約請教。不少字句翻字典無法弄懂。她耐心答疑，多數脫口而出。偶爾瞄一眼上下文，字小，她不戴老花鏡。令人嘆服的是：她記性真好，這本書是她五十一年前寫的啊！她鼓勵小紅完成這本書的繙譯，特地寫了篇作者序。小紅回國努力繙譯，沒想到出版社認為，作者的祝福詞不能算作「譯本免收版稅的授權書」，於是，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一的譯稿只得束之高閣。
自從一九二九年她為《紐約客》雜誌社撰稿以來，刊出的有兩百餘篇，直到一九九五年七月她還發表了一篇講述她在非洲一個部落遇上的趣事，題目是：I Say This。項美麗是一位幾十年如一日佳作累累的作家，是唯一一位和先後四位《紐約客》主編共事過的作家，戰後她一直在那裏佔有一間小小的辦公室。一九九六年年底她又跌了一跤，傷了背部。之前，她還天天去上班。一九九七年二月十日再一次跌倒，跌斷了右腿。萬萬沒料到，一周後她便與世長辭。一九八七年以來她就是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美國文學藝術學會）的終生會員，獲此榮譽者為數不多。身後，同事們譽她為「被遺忘了的美國文學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