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馬不能當活馬醫，這是常識，也是知識。常識，是因為誰都知道神仙難救無命兒；知識，是由於動物死了，所有器官停止運作，在沒腐化前，即使可以起死回生，總得依賴醫學訓練、經驗與科技。畢竟，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復活只在聖經裏發生過一次。
有關免費電視牌照的發牌爭執，一個月來，鬧得滿城沸沸揚揚，局勢演變可能涉及司法覆核、《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最終解釋權。一連串法律糾葛平添變數，牽一髮動全身，走完整個過程後，不論是消費者在市場裏的選擇權益，或公民在資訊自由流通中應有的知權，都將被折騰得支離破碎，甚至蓋棺論定。死馬翻身，恐怕難如登天。被淘汰的香港電視要翻盤，大概也不比駱駝穿針眼容易。
困獸猶鬥，更何況面對烽火四起的行政長官？雖然未必是「奸狼」，梁振英也不是三腳貓。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他半路殺出，硬是擊退原先被看好的唐英年，自非吳下阿蒙。坐擁特區的大位後，籠罩在權勢巔𥧌的光環下，往來應無白丁，趨炎附勢的人踏破門檻。眾星拱月，是他的社會資本。
權力薰心，政客往往缺少反躬自省的能力，就像台灣的馬英九總統，民意支持度已掉到慘不忍睹的局面，他仍顧盼自雄，不可一世，也難怪所到之處，鞋子與罵聲齊飛。梁振英的處境雖不至於那麽難堪，心態跟馬英九的相比，大概是半斤八両。他們全躲在權勢背後，擺出的架勢是，寧我負天下，莫天下負我。
儘管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認為主張司法覆核「有少少諷刺」，行政長官梁振英其實已在程序上再下一城，立於不敗之地。他堅持保密，從頭到尾，縱然難以自圓其說，類似美國總統的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多少讓他可以避免遭受法律的強制約束，不必公開任何可能影響行政部門操作與決策的資訊。徒法不足以自行，對無法無天的人，尤其諷刺到家。
在中國的政治大環境下，除了作為對台灣招降的樣板外，特首不過是個芝麻官（700萬人口的市長），地位遠不及美國總統來得重要。從處理電視牌照的強硬態度和有關普選的話語看，梁振英自就任以來顯然另有盤算，政治野心或許超越現有的格局，特別是手握生殺大權之後。呼風喚雨，是他的政治資本。
儘管風風雨雨，爭議不斷，梁振英只要能安然過渡到2017年的普選（不像董建華被迫提前下台），注定將是建制派的當然候選人，無人爭鋒。不管普選以何種形式進行，一旦某種篩選機制綁架了公開、合理的選舉過程，或泛民派被排除在外，兩害相權取其輕，梁振英的勝算便很大，再說建制派也志在必得，到時樁腳很可能已滲透社會各階層。
不談卸任後的全國性政治任命，2017年的香港大選如果是一人一票的普選，對政客來說，都是名留青史的契機。梁振英當然不會自甘雌伏，這是他以「單維人」構想，以「單維社會」為藍圖，打造香港的歷史機會。一旦當上普選後第一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是香港最後特首，一般人目前所認識的香港，也將不幸的成為終極香港。
「單維人」與「單維社會」的概念是Herbert Marcuse在One-Dimensional Man（1964）中提出的一套深具壠發的批判理論。簡單說，他認為工業社會於合理化發展過程中，因為資本主義極端異化和極權主義高壓脅迫，人的主體性和自主性逐漸被工具理性腐蝕顛覆，喪失獨立批判與反思的能力，強權固然直接導致單維運作，單維思考也難免間接縱容強權暗中滋生，互動的結果，「單維人」與「單維社會」於焉成形。
Marcuse的論點自然相當複雜，用來解釋香港的困局，頗有幾分令人擔憂的先見。「單維人」與「單維社會」的指標之一是，個人批判癱瘓與社會缺乏反對聲音，前者受制於和諧的片面要求，後者則種因於「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無理霸道。兩者都是有計劃的社會控制形式與內容，推到極致，個人不過是用來服務國家機器的工具。
從梁振英到眾多梁粉，單維是他們共同追逐的目標，如果一路延伸到2022年後，個人獨立思考、自主與政治反對的權利，在香港社會中的批判功能，將被消磨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強權的主張與要求，尤其是統治原則（如小圈子選舉）和各種制度（如2012年的國民教育科），都以集體利益被合理化，並以「人民」之名君臨大地，盡收天下兵器。
後梁時代，不管誰當特首，50年不變只剩一半，單維統治的機械化工程執行起來並不難，因為任何反對的話語如果不是被收編在既有的框架內，依附強權出聲，就是被放逐到社會的邊緣角落，自喃自語，反面思考和對話無異空中樓閣。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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