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氣看完艾麗絲．門羅兩個作品集（處女作、出版於一九六八年的《快樂時光之舞》和二○○九年的《幸福過了頭》），居然納悶許久。我不明白那些把門羅作品歸納為「不談政治」的人，究竟將「政治」這個詞定義在怎樣狹窄的範圍裏。那些散文化的、關於加拿大鄉鎮變遷的篇目，記錄經濟與自然的角力，傳遞作者對全球化和城鎮化的疑慮──儘管表達得婉轉而恬淡。其中，不足萬字的短篇《亮麗家園》則乾脆直面「加拿大式強拆」，將人類社群用「集體利益」的名義逼個體就範的過程，寫得既準且狠。當然，這些在門羅作品中的比重最多不超過兩成，其餘的，也是門羅作品中最出彩的部份，幾乎都可以嵌入標準（甚至大部份已經過時）的性別政治的範疇。性別政治算不算政治？鑑於最近微博上有人在討論女權算不算人權，所以「性別政治算不算政治」居然成為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老實說，哪怕真的存在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的那類作家，門羅也絕對不屬此列。
在《幸福過了頭》中，被書評家談及最多的兩個短篇，不僅性別衝突最為激烈，而且不避開暴力和殺戮，略微脆弱一些的讀者，會被其中涉及的六條人命，震撼得難以入睡。《多維的世界》裏的多麗，沒有覺察到丈夫的控制慾已經強烈到極度病態的地步，更沒想到她只不過一言不合、出門與閨蜜多呆了一會，回家就目擊丈夫手刃三個孩子的人間慘劇。丈夫進了監獄，再也無法將自己拼成一整塊的多麗仍然像木偶一樣等待着丈夫手裏的那根提線──她不願意承認，惟有丈夫從獄中寫來的那些「仍留有他過去誇誇其談痕迹」的信，才能須臾麻醉她的痛苦。他替天堂裏的孩子代言，說他看到了他們，說他們過得很好。一如既往，他的話在多麗心中具有一錘定音的效果，「牢牢地盤踞在她心裏，就像是一個秘密。」另一篇《游離基》中透視兩個女人之間競爭關係（當然是為了男人）的角度，刁鑽到了徹底刷新我閱讀經驗的地步：一個上門打劫的亡命之徒，告訴身患絕症、新近喪偶的寡婦自己剛剛槍殺三個家人（又是三個）。半是恐懼催生的急智，半是某種深埋於潛意識的傾訴慾，讓她「編」出了一個流暢的故事──關於妻子（她自己）如何毒殺即將上位的小三──作為與兇手交換的「秘密」穩住他，幫助自己脫離險境。小說最後，作者不動聲色地告訴我們，這個故事至少有一半並不是編的，只是角色錯位──寡婦自己，才是那個曾經的小三。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在經過那麼多年之後，以這樣的方式了結（或者延續），簡直驚悚之至。劫匪奪門而出之後，寡婦心裏一陣絞痛，她的結論是：現在才明白失去那個男人的滋味。彷彿空氣離開了天空。
彷彿空氣離開了天空──這已經不僅僅是愛的問題了。女性自我的迷失，對控制的甘於臣服，以及背後的深層痼疾，這些東西始終縈繞在門羅數十年的作品中，她不厭其煩地重複着，柔韌地在這塊被宏大主題擠到角落的方寸之地上耕耘着。起初的故事，處置人物（尤其是將其推往絕境）、揭開傷疤時，她下筆是略顯猶豫的，但需要作者表明態度時倒從不怯場，那時的門羅甚至偶爾並不掩飾一個鬥士的姿態。到了後期，情況正好倒過來，人物和情節趨向慘烈、不留餘地，門羅自己的態度倒越來越柔軟，對筆下女性及其環境的悲憫和理解溢於筆尖。甚至，《幸福過了頭》的標題作品，那個篇幅接近中篇（novella）、框架足夠吞吐長篇（fiction）的短篇（story），索性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俄國女數學家索菲婭．科瓦列夫斯基為藍本，塑造了門羅寫作史上最豐滿也最接近「完美」的女性（當然境遇也足夠悲慘）。她的完美難免讓她身邊的世界顯得很不完美，即便如此，作者敍述的語氣仍然是和緩的，溫情的，沒有廉價的、無語問蒼天的憤懣。我不能再劇透這個故事，因為它幾乎集中體現了門羅的技術高度，其中的每一道精心設計的褶皺、每一次將時間線打亂之後再回來的瞬間，都是無法被重述的。也許，隨着閱歷增長，門羅更願意引導讀者相信，沒有甚麼樣的人和事是不能被直視、不能被理解的，只要你樂意轉一個角度，從側面或者從反面看，世界就可能是另一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