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踏入11月，都是政府就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的季節。這是行政主導，議會不能發揮政治價值結算中心的角色，結果搞出來的場外政治。
自從新特首執政，財政預算和施政報告的諮詢合併做一個；遊戲規則變了，結果也變得不一樣。最明顯的轉變，就是各種訴求，擠在更逼的空間，分配得更少的時間。在沒有空間和時間的情況下，無關痛癢議題卻搶走了不少氧氣，新政府當然希望將管治貶值到低層次民生議題，例如紅綠燈綠公仔延長三秒甚麼的。
香港有多少深層次問題，大家心裏有數。政制的，還是我留在其他地方慢慢講，可是公共財政問題，倒值得在這裏討論。
過往的財政預算案諮詢，重點是聽取社會對政府收入的意見。至於政府如何用錢，最終還是要看施政的綱領，以由下而上的幾個數字加起來，所以向來兩個諮詢分開來做，一個看政府的收入，手頭有子彈，就看怎樣用錢。
回應財政預算諮詢的觀點，許多都是要加這稅，加那稅的。像偉大工人首領，不理庫房水浸，仍要政府抽乾有錢人的稅，好完成他階級鬥爭的理想。其他的組織，甚至是會計專業，彷彿覺得香港的稅制太簡單，要化簡為繁。
最近跟嶺大的何濼生教授閒聊，聽他提出一個頗值得回味的說法：「對分配效率影響最少的稅制，是向尋租者徵稅。」這裏講的尋租者，不是一般的收租公，而是經濟學上有特殊盈利的市場參與者的一個技術名詞。
我和何濼生教授在許多觀點上都有南轅北轍。在這個問題上，我卻因他而想到了一個古典的原則：經濟租的回報，例如專業和企業的壟斷式暴利，要是由政府保障而產生，交多點稅也算是政治上的回饋，而且經濟租的價值越高，稅額也應該越高；這個原則問題要是在諮詢有人提出，算是功德無量，阿彌陀佛。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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