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在閉門造車，從11月9日至今，會議地點與內容皆保持在地下狀態。
目前可見的幾份改革方案主要來自三方，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方案（俗稱「383方案」），西方國家投行（如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以及民間傾向（或者說高層授意）的方案（如9月30日在人民網強國論壇上流傳的一篇稱此次改革將有「爆炸性內容」的文章）。由於中共決策系統的不透明，外界對於究竟有多少份改革方案，以及領導層如何篩選、擬定最終方案，始終不得而知。綜合目前流傳的三份改革方案可以看出，三中全會將在反腐體系建設，轉變政府職能，深化金融、財稅、基礎行業、企業制度等領域改革，以及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改革等方面有所突破。
其中，反腐符合中共鞏固合法性的需求。今年初以來，王岐山所帶領的紀委隊伍在反腐上的作為比起胡溫時期更加有力，內地官員和公務員的灰色收入有所下降。據傳，建立新型反腐機制的一大動作是將地方法院獨立出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法委，由最高法直接領導。其二是把監察局和反貪局從行政序列中獨立出來，由中紀委直接領導。其三是加強人大的作用，包括加強人大代表豁免權、監督權以及彈劾權。地方法院獨立於地方政府，恐怕不太現實；人大代表的作用，也難以得到加強。而監察局和反貪局從行政序列中獨立，倒是可行。
相比構建新型反腐體系，經濟、金融和財稅領域的改革實際上也已鋪開，如下調GDP增速至7.5%，減少行政審批，銀行存款利率市場化，推出上海自貿區，互聯網金融試水等，可預計三中全會將做進一步的推動和改革。包括降低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規範地方政府發債行為；改革農村集體土地流轉體制；改革財稅體制，重新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分配；降低金融行業准入門檻、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等。總之，中共希望透過經濟領域的改革給民眾釋放更多的紅利。但是，這其中仍存在極大的內在矛盾和張力，譬如：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分配如何達成？地方政府的發展慾望如何能被規範？政治上的集權如何有利於經濟上的放權？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如何劃清？劃清以後，如何應對市場真正自主發展以後帶來的權利籲求？
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簡政放權」相信會進一步得到深化。至於「383方案」中提到的實現「大學去行政化」，相信難以通過，在官方要求大學教育「七不講」情況下提倡大學去行政化，無疑不現實。
這幾份改革方案，基本上都圍繞着經濟、行政和社會問題，迴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可以說是「去政治化」的改革。可以預料，三中全會不會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做出任何實質性的陳述。在習李政府十年期內，1992年以來的「政左經右」仍將得到延續，經濟上會比胡溫時代更市場化，但政治上卻會更加保守。從習近平的「不能否定兩個30年」、「七不講」反憲政，到大力整治網絡、拘捕維權人士，無不比胡溫時代更敢於對公民「亮劍」。
經濟績效是中共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經濟領域的改革若成效斐然，中共將變得更加自信，也就將更加不可能接受民間批判，而不是必然導致政治改革。當然，若此次改革遭到強大的權貴利益集團阻滯，則後果難料。我們難以知道中共會如何改革，但我們大概知道它不會怎麼改革。它所不欲的改革，是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晚期推動的先政治後經濟的改革，台灣式開放黨禁報禁的改革，北歐式提高社會福利的改革，美國式「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一個強大的政府和一個持續發展的經濟體以及鬆散的民間社會，是中共所憧憬的異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圖像。
中共的政治行動邏輯是實用主義、趨利避害，只要利大於弊，他們就會選擇；若不確定性太大，他們會選擇淡化處理或局部試驗；至於對其執政弊大於利的，以及對既得利益集團衝擊太大的，都不太可能得到執行。譬如，民間受累極深的計生政策、戶籍制度、醫保制度等仍將沒有明顯起色。
總之，經濟維穩、政治維穩仍將是中共壓倒一切的兩條主線。意識形態上的高度管控仍將是主流，而利益集團對國家政策的綁架，卻難以在一朝一夕之內瓦解。因此，對於這次改革路線圖究竟能否起到實效，以及在多長時間內取得實效，我們都不必抱太大期望。
孟岐庵
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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