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餐情：食足45年　留住中產情

快餐店，其實像恒指。從1968年售賣第一份三文治起，一直緊隨着打工仔成長，紀錄香港人的拼搏精神；經歷金融風暴金融海嘯，中產加入快餐行列，服務員制服從佈滿油迹的紙帽，革新為空姐般的絨帽。一個走大眾路線的快餐店，從一蚊有找買一隻雞髀，到現在凍飲要加兩元，唔經唔覺，你已經食咗45年。
記者：陳芷慧、盧家蕙
攝影（專訪）：陳國良
部份照片由受訪機構提供

當年在店裏幫忙的年輕人，今天已經是大家樂集團CEO。羅開光到了美國又回來，自言體內流着快餐店的血，除了他的基因驅使，亦因他打從心底裏欣賞爸爸、大家樂創辦人羅騰祥勇於嘗試的精神，造就中式快餐店的誕生。82年回來打理家族生意，羅開光：「快餐店到今天45年已是第五個階段，踏入重整期，不是推出新產品的時間，反要重新包裝一系列經典王牌產品，需要擴大客源。」他坦言，中式快餐店發展至今已飽和，現在要走專業路線。「現在一間快餐店的概念要清晰，吃粥的吃粥，米線舖就只吃米線。所以，收購快餐店以及發展副線是現在的出路。」

1975年大家樂位於雪廠街第三間分店，外賣情況成為奇景，
陶遵國：「當時甚至不會排隊，客人鬥手長，手快有，手慢冇。」

羅開光：「中式快餐店來到一個樽頸位，現在要走專業路線。」

97後　中產初嚐快餐

中產階級，講求質素、慢活，跟快餐文化似乎大相逕庭，兩者如何融合？羅開光：「現在快餐店都不是一味快，不同時段有不同的節奏。早市先快後慢，午市快，茶市慢，晚市更慢。所以當年研究一人火鍋，在眾人憂慮底下仍堅持推出。」回想金融風暴後，前景不明，中產客陸續加入快餐行列。「那時起，餐廳明顯多了穿西裝客人。他們由起初一星期光顧一次，到後來一天三餐也來這裏。」經理徐世傑說。阿傑94年加入大家樂，不少中產人的辛酸故事漏入他的耳裏。他們進來快餐店，都是垂頭喪氣嗎？「當然不是！當時前景不明，中產的消費變得保守，不少人還是頭一次光顧快餐店。最深刻有一次，有客人反映奶茶掛邊要求更換。」為了留住中產客，中式快餐店不斷革新，由90年代初只有粟米肉粒飯、蛋牛飯，如今一人一火鍋、即磨咖啡，應有盡有。羅開光：「我們希望以酒店式服務迎合中產，收銀員都穿上黃色的套裝，繫上絲巾。」但有中產級的服務，價格提升也在所難免。

荃灣分店經理徐世傑，在97後見證不少中產人士初次吃快餐。

燒春雞揚威海外

然而，快餐最風光的年代，必定是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香港發展新市鎮，私人屋苑、商場不斷湧現，快餐店一籮筐地開分店。大家樂亦從以前只有早午市，開始做晚餐，加入燒味師傅，還有鐵板餐、燒春雞、煲仔菜、盆菜。陶遵國於75年已於大家樂任助廚，後晉升為集團品質及產品發展總監、羅開光的顧問。「當年全港快餐店仍未有煲仔菜，鐵板餐給我們靈感，研發在不銹鋼煲內加入內膽，將燜好的小菜放入。」羅開光：「90年代我們在快餐店首先推出燒春雞，全都是法國運來的。當年我們日賣萬二隻，供不應求，供應商得要親自乘飛機送來。外國人終於見識到香港人的力量。」但同時，快餐店規模擴大，品質穩定性是最大挑戰。

陶遵國於75年已任助廚，現為羅開光的顧問。

出票出到手麻

「為甚麼會辦快餐店？因為70年代香港人的脈搏裏，由心底感受到社會急速的步伐。」羅開光說。比現在更快？早前本報專欄作家葉朗程在其專欄中，讚揚機鐵站大家樂經理陳映川的「千手神功」：「他左手按着收銀機的時候，右手已不知從哪裏『飛」出一個膠袋來，當膠袋還在空中飄浮，他早已轉身用左手拿食物……」就連羅開光也忍不着到場觀摩。川哥說文章有點誇大，事實上當他站在收銀機面前，大腦未趕及手便動起來。陶哥說：「即使快，也不及當年Winnie董及三文治王肥仔達。肥仔達一個中午可做三文治過二千份。」原來眼前的中央食品產製中心經理就是當年的收銀員Winnie董。她憶述：「由早上十一時半至下午一時，一個小時出過百張票。客人右手付錢，左手已伸出拿三文治。午市過後，手指都發麻。」

當年的收銀員董慕慈（Winnie）：「一個小時出過百張票，手指都發麻。」

中環機鐵站分店經理陳映川，被譽為「千手神功」。

快餐店中產化，從前膠椅換上沙發椅。

從士多到大家樂

Winnie董負責收銀的雪廠街7E號舖大家樂，是第三間分店，設有樓上雅座，地下賣外賣，為應付中環白領，才開始賣三文治，7E成為一個奇蹟。16歲起跟羅騰祥創業的邱明章：「我由八叔（羅騰祥）搞假髮廠就跟佢，當時唔成功想轉行。見哥哥六伯在銅鑼灣開的士多，賣咖喱魚蛋、紅豆冰好好賣，於是在糖街開茶餐廳形式的食店，從外國引入漢堡包，在門口煎香，戲院完場人流便湧來。」那是1968年，羅騰祥請教不少老行尊，在佐敦第二間分店加設樓上雅座。「當時只有有錢人會到酒店食西餐，一個扒餐要$30。我們從這時起也做扒餐，豬扒飯便從這時開始，只售約$10，自然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