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位西方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做出了兩個看似矛盾卻又相輔相成的論點：雪梨大學的古德曼（David Goodman）教授討論為何中國的中產階級支持共產黨，他認為所謂中國的中產階級與歐美有別，因為在這些中產階級裏，許多私營企業主出身於共產黨，而國營企業人員則直接受益於共產黨。即使有時他們會對施政提出批評，但不等於推翻共產黨，他們只是希望能獲得更公正的體制；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則在觀察中國釋放出的訊號時，改變了既有觀點，他現在覺得由於大量中國的菁英向國外轉移資產，甚至辦理移民，因此顯示黨國體制處於衰弱狀態，反映着歷來王朝的末日規律。
兩位教授對於中國中產階級的描述都符合現狀，只是導出中國政治體制走向迥異的結論，問題出在哪裏呢？讓我們先回顧中共的合法性，可以發現在建國初期，是根植於毛鄧的魅力（charisma），到今日的第五代班子，已逐漸回復成中世紀帝國（middle kingdom）傳統式的權威領導，並配合着由龐大共黨精英所組成，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科層官僚依法共同治理（rule by law）。
換言之，現在的共產黨，既共產也黨，她是千年以來王朝的縮影與再現。在脫離了狂飆的無政府革命情懷之後，出來收拾亂局的共黨領導們知道，要治理中國，必須以傳統的治術，使左右兩派達到某種平衡點，即在兩派非文革式互鬥中，讓黨中央扮演好調停與仲裁的最高地位，同時遵循着「經濟防左政治防右」的祖訓，以穩定政權。
回頭看看中國的中產階級。如同約法三章，中共也有和中國人民的社會契約，像是從鄧小平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到習近平的中國夢，這些社會契約構成穩定結構，也強化了執政合法性。論者或以近年來中國民間經常出現騷亂，作為對共產黨不信任的象徵，卻刻意忽略這些事件雖以暴力開端，卻以法令和平落幕（如懲治貪官、更改項目等），所依據的正是共產黨的法理權威，這也是中產階級默認同意的結果。
另一方面，移轉至海外的菁英們是否就此完全斷絕與中國的關係，還值得商榷。以筆者在美國、澳洲居住經年所接觸的中國朋友來說，無論移民或求學，他們縱然身在異鄉，但絕大多數都顯露出愛國的思維不變。再以台灣做參照，從1970年代到90年代，基於政治經濟等理由，移民國外的人們絡繹不絕，俟政治情勢穩定後，返鄉亦不在少數。也就是說，離開的原因可以變成回去的原因，而這點在中國一些旅外菁英為共產黨的中國模式辯護時即可理解。
以流行用語形容，如今是中國3.0的時代，然而各種古老的觀念仍在制約中國。用一個比較準確的詞彙形容中國的中產階級，那就是仕紳，而歷史上仕紳們通常是維護王朝最力的一群。為數三億且日益增加的中國仕紳們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變數，但在他們尚從屬於黨國體制之時，若以西方中產階級促進民主的假設直接套用，則對於中國的理解將會失之千里。
徐子軒
澳洲蒙納許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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