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胡劍明向我推薦這本書時說：「你捧上手就放不下。」果不其然！我一氣讀完《我是落花生的女兒》（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先是感慨，後是無語。
落花生者，許地山（1894－1941）也。他的名篇《落花生》多年來一直是語文教材的保留篇目，「不羨靚果枝頭，甘為土中一顆小花生，盡力做『有用的人』」，這種質樸的落花生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也銘諸在女兒許燕吉的心版。這是一本自傳，書的腰帶上作者赫然寫着：「快樂、幸福、天崩、逃亡、輾轉、讀書、風雨、碾壓、心碎、絕望、飢餓、掙扎、迷惘、寧靜，這些標籤拼成了我八十年的人生。」編者說它是「一本需要哭着看的個人百年史」。廣告乎？非也。
許燕吉，祖籍台灣，生於書香門第，祖父許南英是清末進士、台灣著名詩人，父親許地山，著名學者，畢業於燕京大學，基督教徒，以研究佛教、道教名世，上世紀四十年代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母親周俟松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燕吉生於北京，外祖父為她取名「吉」，為她祈福。可她命運多舛，八歲時父親驟然去世，家境一落千丈。家門不幸，國家又值多事之秋。父逝四個月後，日本人的鐵蹄蹂躪香港，遍地狼煙，他們一家差點葬身於火海。為了求生，寡母帶着他們兄妹開始漫長的逃亡生涯，廣西、湖南、貴州、四川，最後落腳南京。在許地山舊友徐悲鴻等的資助、關愛下，許燕吉得以恢復她的求學生涯。她在南京明德女中就讀，該校是教會學校，設有宗教課，做為住校生，早晚要祈禱，唱讚美詩。高三的那年她加入天主教「追求真理青年會」。儘管後來她退了教，然而胎記已經烙上，刮骨也療不了傷。
一九五○年許燕吉考上了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大二的那年，或是受學校環境的影響，加上她親耳聽到天主教會的一些陰暗的內幕，她幡然悔悟，向組織報告：不信教了，並向神父鄭重地做了退教聲明。畢業後，她被分配到石家莊河北省農科所。反右時，她積極響應組織號召向黨提意見，與周場長有過面對面的交鋒，意料不到的是一九五八年初，在擴大反右戰果時她被「補」劃為右派分子。而且被宣佈為「雙皮老虎」──新生現行反革命加右派，判刑六年，附加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逮捕她時正值懷孕期間，緩了四個月。之後，曾是她同學的愛人與她離了婚，孩子也夭折了，她跌入了人生的深淵。一九六四年刑滿釋放，她本可將戶口遷入南京母親處，可她仍有「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和右派帽子戴在頭上，她不願給德高望重的母親添麻煩；社會也不接納，她只得在監獄就業。就這樣，三十一歲的許燕吉已在獄中和監獄工場度過了漫長的十一年。
她是父親倡行的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道和寬恕理念的踐行者。她性格開朗、率真又善良。在學校、社會，乃至獄中，她的人緣都相當好。上高中時，她常年不吃早飯，將每天早點四分錢（舊幣四百）省下，捐給家境比她更困難的同學。在獄中，苦活重活髒活，她搶着幹。饑饉年代，為豐富獄中犯人的業餘文化生活，她自編劇本，帶領大家排節目，自娛自樂……她的表現受到管教幹部認可和牢友的讚許。監獄每年由犯人投票民主評獎，立功三次即可減刑。一九六一、六二年，她連續兩年立功。一九六三年評選投票時，她得票又最多，理當立功，減刑在即。這時，管教幹部與她相商，說她還有一年就刑滿了，是不是將這個立功名額讓給一個刑期還有五年的某牢友。許燕吉爽快的答應了。這等風格令人難以置信，有人說她是「儍」，她自己也覺得蠻可笑。
走出高牆已是一九六九年末了。戰備緊張，人口疏散，沒人敢收留她。許燕吉想唯一求生的出路是嫁人。她投奔十七年未見的遠在陝西仍獨身的哥哥周苓仲，哥哥輾轉託人介紹，把她嫁給了一字不識、長她十歲還有個兒子的魏兆慶。許燕吉戲稱他「老頭子」。一個名門閨秀、堂堂的大學畢業生，一個目不識丁的老莊稼漢，成了一對「佳偶」，一個時代的奇蹟。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一九七九年黨中央為右派平反。辦手續時，許燕吉在單位《關於改正錯劃右派許燕吉的意見》書中驚異地發現：她當年的參加「青年會」問題，南京市公安局早有證明，本就不算反革命組織。那明明是「沒有定為反革命組織」，後來是誰做了手腳說「定」了呢，讓她做了十一年大牢。面對一堆白紙黑字，許燕吉欲哭無淚。
許燕吉復職之初，村上人懷疑她的婚姻要散夥，有同情者勸她給老頭子一筆錢，讓他另娶，了斷。許燕吉不忍，維繫着這段沒有愛情但有人情的婚姻。
一九八一年，許燕吉老母親周俟松已八十一高齡，身邊無子女。由統戰部出面，調回南京。她先回寧辦手續的消息傳出，村民們議論紛紛，說這下許燕吉一定要與老頭子離婚了。可誰也沒有想到，許燕吉不忍遺棄當年收容她的老頭子，幾個月後她將老頭子及其兒子一齊拉扯回南京。回到南京後，當年的老同學、老朋友紛紛上門、來電，勸她就此結束這場變態的婚姻。許燕吉不以為然：「當年別人踹了我一腳，現在我不忍再踹他一腳。」一時，中央及地方各類媒體蜂擁而至，傳播這一大新聞（奇聞）。
採訪者問她為甚麼要維持這段離奇的婚姻時，許燕吉質樸地說：「我對婚姻還是嚴肅的，即使沒有愛情，也是一種契約。這老頭子沒有做甚麼傷害我的事，十年來都和平共處，不能因為我現在的社會地位變了，經濟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處不了。再說，這老頭子已老，沒有勞動力了，我有義務養活他。」又說，「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我們的道德觀念基本一致。」當記者們表示對他們夫婦生活覺得簡直不可思議時，許燕吉幽默地說：「我們各按各的方式活着，就像房東與房客，過去在關中，他是房東我是房客，現在在南京，我是房東，他是房客。」
二○○六年老頭子走後，許燕吉一下子清冷了許多，閑來無事，她在廣告紙、掛曆的反面、大信封的背後，一筆一畫，花了六年時間寫了這部她自稱為「麻花人生」的自傳。這是一個大時代的私人記憶。她說：「自己寫的不一定多好，但起碼真實，如果說歷史是一株花，我希望讀者既要看到上面漂亮的花，也要看到下面那些不怎麼好看的根。」
《我是落花生的女兒》以個人及家族的遭遇側面映照歷史，可視為二十世紀動盪變革的家國史之一頁。最起碼，可作歷史的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