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風雲」不僅在歐洲鬧的熱烘烘，在美國內部也引發巨大爭議，關注人權的組織自然站在「受害者」一方，認為美國情報機關濫用手上的高科技及資源，隨意監聽外國領袖及民眾的通訊；但有同樣強烈的聲音認為，美國作為世界警察及自由世界領袖不但有權更有責任蒐集各地情報；他們更反對奧巴馬政府擺出一副充滿歉意的樣子。美國國土安全部前高層Stewart Baker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Baker前幾天在《紐約時報》撰文，為美國政府多年來的廣泛情報活動辯護，指過去七十年來美國致力應付冷戰、恐襲等危機，盡力保護自己及盟國的安全；而要達成任務，情報蒐集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是整體安全策略的一環。Baker又提出了一個挑釁性的說法："Allies aren't always friends"（盟友不必然是朋友），批評部份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在某些問題如03年攻打伊拉克上跟美國唱反調，甚至聯同中、俄向美國施壓，阻撓軍事行動。
Baker是小布殊時代的國土安全部助理部長，新仇舊恨一起算並不奇怪，畢竟當年德、法兩國的確跟美國不同調，不但不肯聯手出兵，並且在聯合國阻撓出兵動議，結果令美國師出無名，只能以"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伙同英國動手。撇開這段恩怨情仇，Baker的「盟友不必然是朋友」論實在有些道理。
古往今來的政治或軍事同盟除了建基於共同的政治、軍事利益，更根本的是面對強大的共同敵人。一次大戰前德、奧、意的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跟法、英、俄的「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兩陣對圓，關鍵不在於彼此看法或利益相近，而是因為對手太強，不能不靠攏在一起。二次大戰後美國主導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西歐多國共建的歐洲聯盟的基礎不僅是民主、自由，更是對北極熊（蘇聯）及它爪牙的恐懼，更為免落了單成為人家的俎上肉。可除了共同敵人外，盟友在其他政策、利益上並不一致，有的時候更是同床異夢。
到冷戰結束，原本的共同敵人「北極熊」消失了，新的敵人找不到，原來沉潛了的不同利益便逐步浮現。而九一一恐怖襲擊後美國在全球範圍推動反恐戰爭，歐洲多國雖然同情美國的遭遇，卻不大接受打擊一大片的做法，不肯積極配合，甚至來一些消極抵制。在盟友變成不是那麼夠朋友的情況下，美國自然重新考慮跟盟友的關係；她要多留意盟國領袖的立場、看法、加強監聽、監視實在不奇怪。
話得說回來，歐洲各國畢竟跟美國仍有軍事同盟關係，大家有共同防衞的條約責任，一國受襲其他國家都有責任協助。事實上歐美各國從軍備到後勤補給到情報都有廣泛的協作與分享。美國雖是恐襲的主要目標，歐洲各國如西班牙、英國、法國也不能倖免。過去十年間歐盟情報機關的合作肯定比以前緊密，監聽、截取公民手機、電郵通訊的事只怕不是美國單獨在幹，而是北約各國的「共業」，大家根本已習慣主動交換情報。
現實情況也許是，醜事大家都在做，捱罵的卻只有美國，歐洲反而擺出受害者模樣。難怪美國的情報官員充滿「黑狗得食白狗當災」的憤懣。
盧峯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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