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根據美國政治學者Harold Lasswell在1936年的看法，就是「誰得到甚麽，何時與如何得到」。這個陳述簡潔扼要，涵蓋了權力運作的人物、資源分配、時間和手段，環環相扣。不論任何決策，最後拍板的人集大權於一身，自是不可一世。
即使只是香港免費電視牌照的定奪，從申請到攤牌，三年多來，整個過程充滿商業算計（無綫和亞視的反對）與政治的爾虞我詐（官商之間的勾心鬥角），權力過處，斧鑿斑斑。塵埃落定後，掌權的人千呼萬喚始出來，卻猶抱琵琶半遮面，躲躲藏藏，欲語還休。
行政長官梁振英說，電視牌照的審核並非來者不拒，亦即政府有權決定「誰得到甚麽，何時與如何得到」。由於政府擁有賦予某種商業操作「特許地位」的能耐，香港電視斷羽而歸，就算沒有外在政治因素從中作梗，也十足是內在政治權力操弄的赤裸指標。
「順得哥情失嫂意」，梁振英或許問心無愧。不過在現實中，並非凡事都有二選一的切割邏輯，總有雙贏的可能替代，尤其是眾人之事。對涉及日常生活的決定，政府的職責是堅守人人參與機會的平等，而非確保後果的均等。因為先天條件和後天努力程度的差異，後果沒人可以預料，更難以事先安排，平等參與的機會卻不能就此被剝奪，倒果為因。
在自由市場，機會的平等永遠比最後輸贏來得重要。無論是個人、團體或公司行號，一旦投入市場競爭的機會均等，一頭栽進去，他們都必須為成敗負責，別人大可冷眼旁觀，不必幸災樂禍，或呼天搶地。政治權力的運用也一樣，只要遊戲規則公平、公開、合理，政府毋須越俎代庖，企圖干涉自由市場的機制，庸人自擾。
賠錢生意無人做，既然是免費的商業電視，生產者和消費者遲早會在供需之間取得可以容忍的定位，何須特區政府插足，以有形的手壓制一隻無形的手？
不管梁振英的解釋如何動聽，在三選二的取捨下，40年來多出的免費電視台，美其名是觀眾的選擇機會多了一半，其實是政府操生殺大權，欽定哪家電視台可以生產庸俗節目，麻醉港人，並從中取利，商業電視畢竟是刺激感官的娛樂媒體。許多人把量多等同質高，不僅美化了政府操控電視的醜陋企圖，更合理化政治權力的擴張。
在這場電視牌照的較勁中，有線寬頻、電訊盈科和香港電視無疑是供上神枱的祭品。由問責官員和非官方人士組成的行政會議自是神殿所在，眾多成員便是點石成金的諸神。位居高堂，俯視八方，從新聞話語看，他們的集體智慧似乎穿透凡夫俗子的淺薄見識，深知弱肉強食的市場定律。
也就是說，基於對未來電視市場可能惡性競爭的憂慮，在三家申請者中，取二汰一，行政會議的理性導向超越民間的感性盲從，所傳遞的訊息是，我們（政府）為你們（觀眾）着想，別不知感恩圖報，就像父母照顧小孩一般，天下難道有不是的父母？
從「天下沒有不是的政府」立場出發，這是一種傲慢的宣稱，植基於權力的滋味，其根源是政府權力不受人民監督的體制偏差。香港沒有普選，人民終究是權力範圍外的邊緣人，可有可無；幾萬人上街要求政府給個交代，不過是徒惹塵埃。
坐擁權力的人，從來不會輕易放棄一席難求的權位。在台灣，檢察總長黃世銘為立法院長王金平關說案是否洩密和非法監聽國會，鬧得滿城風雨，依然冷眼笑對千夫指，跟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醜聞纏身，還頤指氣使，如出一轍，兩者都是腐化的徵兆。1887年英國Lord Acton的箴言依然擲地有聲：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或許是淡定沉着，也可能是不知進退。當官員面對風起雲湧的指摘或質疑，猶抱權力不放，一再堅持「密室」決策是必要之惡，他們的回應已不具有權威的正當性，反而凸顯潛在黨派色彩的霸道。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梁振英表示，特首過去從來沒有不聽從大多數行政會議成員的意見。表面上，這是多數決定，而非行政長官個人一言九鼎。既然是多數傾向，眾口鑠金，香港電視被淘汰出局，在程序上也就無可挑剔。問題只在於，行政會議如何是真理越辯越明的決策場所？
由行政局到行政會議，不論官守或非官守成員，他們都經港督或特首任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每個成員固然不是一個模子打造出來，也跟特首的翻版相去不遠。他們雖非「近親繁殖」，其血統不必經過立法會認可，自成一個權力中心。
跟行政長官選舉一樣，小圈子的形成導致「官場的社會控制」，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以特首為主的政府決策因此難免由上往下，執行長官意志。狗，到底不咬主人；依附權勢的人，也不會胳臂往外彎，樹倒猢猻散，對他們沒有好處。在香港，猢猻多的是。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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