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拖了三年多，終於發了兩張免費電視牌照，幾家歡樂幾家愁。對有線寬頻的奇妙電視和電訊盈科的香港電視娛樂來說，因為後台財大氣粗，獲發牌照，不過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志在必得的香港電視落選，受挫是非戰之罪，陰謀論四起。
網民也反應強烈，不到兩天時間，48萬人在facebook上要求政府解釋為甚麼王維基被排除。論人數，氣勢不輸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不過，上網和上街是兩回事，48萬人不至於全劍及履及；以行動示威，總要對公共事務懷抱相當熱情。
上網容易，如何排遣工作之餘的生活，對天天為三餐奔波的眾多港人，則是一門學問，多幾個免費電視頻道遂不無幫助，茲事體大。在四家電視台尚未拼個你死我活之前，觀眾就可能吵翻天，包括昨天的遊行抗議。香港的電視戰爭還有得打，市場勢必混亂一陣子。
其實，為一張電視牌照「花落誰家」而大張旗鼓，縱然事出有因，未免感性壓倒理性。內容或技術再如何清新脫俗，商業電視終究是操弄聲色犬馬的娛樂媒介。也許觀眾從節目中能獲得短暫的現實解脫，或麻醉於各種慾求的虛擬滿足，只是肥了櫻桃，瘦了芭蕉，最終獲益的還是電視大亨。多一個或少一個電視，因此犯不着捶胸頓足，或垂頭喪氣。
從抽象層面看，多一家電視台，觀眾的選擇機會當然多，市場的對手也更多元，目前的獨霸局面──無綫予取予求，亞視積弱不振──或許可以避免，競爭多少是進步的動力。
由實際操作看，除非供需對等，競爭者又勢均力敵，否則任何市場的邏輯都將強者恒強，弱者恒弱，大餅瓜分的結果可能是勝者巧取豪奪。
在先天不完美的競爭結構下（無綫大亞視小），香港新增的兩個電視台恐怕是種虛幻的選擇。如果有線和電盈的電視台要取代無綫或亞視，或分散它們的基本觀眾，唯一的有效途徑是製作無法替換，又足以吸引眼球的節目，迫使觀眾考慮機會成本，並做出符合自身效益的轉台取捨。
一旦新台只是舊台的翻版，遙控器上的數字就跟自由選擇無關。為了搶觀眾或提高收視率，不論是新聞或娛樂，四家電視台難免以最低公分母（大家在爛泥裏打滾）作為競爭的籌碼，集體向下沉淪。觀眾選台，轉來轉去，若非換湯不換藥，也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台灣的經驗應足為香港借鏡，因為惡性競爭，現有的商業電視大多充斥誰比較低俗或聳動的節目。不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名嘴叫囂，就是滿口男歡女愛的綜藝鬧劇，或是追逐感官刺激、粗製濫造的各種廉價內容，例如取自網絡的車禍影片、無關痛癢的煽色腥醜聞或影歌星自爆的性愛內幕等。
由於一台獨大，香港的電視廝殺自然還未白熱化，或墮落到台灣的地步。無綫和亞視內容的枯燥、重播、保守和缺少創意大概是不爭的事實，許多政客、學者和觀眾對王維基殷殷企盼，主要在期待電視市場的改革。政府變更遊戲規則，48萬人的滿腔憤慨可想而知，齊聲一嘆，或做獅子吼，應可撼動大地。
對電視寄予厚望，即使事出有因，不免押錯了寳。
畢竟，有關知識的壠蒙、思維的養成和歷史視野的拓展方面，商業電視在所有大眾傳播媒介中，往往不比印刷媒體如書本、報紙或雜誌的效應，來得深沉、紮實和細膩，反而是膚淺、鬆散和粗糙的象徵。
美國是電視感官主義的濫觴，1961年聯邦傳播委員會主席Newton Minow對所有電視台老闆提出挑戰：「當你的電視開始播出時，坐到電視機前，別讓書本、雜誌、報紙、利潤損失報表或收視率報告打擾，儘管盯着看，直到收播。我可以保證，你看到的，會是一個浩大的荒蕪之地。……當電視爛時，沒有甚麽更惡劣了。」
2000年，聯邦傳播委員會主席William Kennard則感嘆從1934年起，政府提供免費頻道讓電視廣播業者從事公共利益服務，他們卻越來越重利輕義。
香港電視是否爛，觀眾有目共睹，心裏有數。電視台少一個，不必扼腕；由兩個增加到一倍，也不用擊鼓高歌。
從美國政治學者Robert Putnam的研究看，商業電視不要也罷。他在《獨自打保齡球：美國社區的瓦解與復興》（2000）中認為，因為人際互動減少，美國人彼此間的信任變得薄弱，參與社區和公共事務，多年來日漸疲乏；在「社會資本」減少的過程中，電視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電視把閒暇生活「個人化」了，觀眾在看電視時無疑不能分身，從事團體或社會活動。
Putnam的研究牽涉廣泛，美國的經驗也不能直接移植到香港，不過電視的「個人化生活」作用應大致不差。多了兩個電視台，頻道增加，觀眾看電視的時間難免水漲船高，有關港人的社區參與和公民承諾，其社會資本是否相對降低，幾年後可由調查分析見真章。如果兩者呈現負相關，電視之得便是公民社會之失，得不償失的將是整個香港。
48萬人與其爭商業電視，不如爭民主普選，後者對香港的未來更迫切緊要。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足本收睇《亂噏24》x陳慧琳；之後有請搞笑孖寶鄭中基谷德昭玩轉再玩轉！
周一至周五《亂噏24》約定你： http://bit.ly/appletalk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