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年代，由於屬外來政權，欠缺合法性基礎，英國人採取就地而治，維持一個利益分配秩序，當中尤以治理新界最為清楚，新界理民府以鄉紳為合作對象。英治時代最大的治術，是去政治化，將政治與社會完全分割為獨立個體，令公眾相信政府是超越社會利益集團之上，政府的決策是為了整體利益，符合程序公義，實際上當然不是如此單純。
去政治化不等如決策沒有政治考慮，只是刻意在公眾前抹去政治，就如我們熟悉的廣播道四台山，英國人將香港電台、商台、無綫電視及麗的電視集中在一條廣播道，山下即現今浸會大學逸夫校園便是英軍軍營Osborne Barracks，為甚麼？在大英帝國眾多殖民地管理中，留下了大量經驗，令他們的決策中，早已滲入政治考慮。殖民地叛亂，首要攻擊對象是電台及電視台，佔領大眾廣播，英國人當然不會隨意挑選廣播道，作為六、七十年代香港傳媒中心。但這佈局背後政治考慮，連在傳媒工作的人，也不會察覺得到。英國人在政治上的低調、成熟、目標為本，成功維持有效管治及尊重程序公義形象，即使在九十年代中英雙方公開反面後，政府還是受香港民眾支持。
官民對立危機再爆發
回歸後兩任特首，由董建華到曾蔭權，都跟隨英治時代軌迹，盡量保持政治中立形象，但可惜北京及本地親共勢力，急不及待要將中立形象改變。他們不明白英治時代成功管治秘訣，在於去政治化。北京及親共勢力反而逼特區政府再政治化，因此才有曾蔭權「親疏有別」之說。此舉無疑自毀長城，令公眾開始從政治角度去看待政府決策，自此政府決策之公信力也大受削弱。同時由於香港政治體制落後，北京又拒絕政黨執政，整個特區建制政治力量薄弱，結果陷入捱打局面。
梁振英上台後，更毫不掩飾政治掛帥，甚至擺出「敢於鬥爭」的姿態，背後相信與2003年廿三條立法失敗有關。在去年初特首選舉白熱化時，唐英年便指03年行政會議討論商台續牌時，梁振英提出續三年以懲罰商台。新特首政治掛帥及鬥爭心態，早已深入民心，市民總認為政府決策背後有隱藏的議程，有不可告人目的，在此背景下，反國民教育已經是警號，殊不知一年後仍沒有吸取教訓，又再一次發生電視台發牌事件。就算沒有外洩文件，公眾也不會相信發牌沒有政治考慮。實在很難理解政府可以這樣草率馬虎，當作出決定後，任由事件惡化。
政府可能誤判市民對王維基支持力有限，不必理會，但事情發展正在升溫，由反媒體霸權，逐步變成反政治干預、反親疏有別、捍衞程序公義核心價值等方向發展，看來特區政府又陷入另一次官民對立旳危機之中。
劉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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