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5日是習仲勛誕辰100周年。昨天中國官方媒體均以較大篇幅報道了各地的紀念活動。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特地在此前出版了《習仲勛文集》、《習仲勛紀念文集》、《習仲勛畫冊》等，中國郵政也發行了兩枚紀念郵票。甘肅、陝西、廣東等地均舉辦座談會。習仲勛生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其在中共黨內之地位，與這種大規模的紀念規格是不相稱的。此次「追封」，自然是父因數貴。
習仲勛在中共黨內是西北地方派系，在黨內曾三次挨整。第一次是1935年的西北「肅反」，第二次是1962年的《劉志丹》小說案，靠邊站達16年之久。毛澤東評價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因此，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被打為「習賈劉反黨集團」，周揚也因此入獄。第三次是六四之後，因為反對鎮壓學生，對鄧小平和薄一波表達不同意見，在1990年後淡出政壇。
總體而言，習仲勛因出身於中共地方派系，在中共黨內並未受到毛、鄧等「中央派」（即紅一方面軍）的信任，在中共建政後一直未進入權力核心圈。習仲勛對中共政治的影響也僅限於保護西北地方勢力。但這一努力在「高饒事件」、「劉志丹小說案」兩次打擊下，也變得極為蒼白。習仲勛在權力核心周邊，較少參與重大決策，相較於毛劉周朱鄧等「中央派」而言，他在政治上相對乾淨一些。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習仲勛是胡耀邦堅定的支持者。習仲勛先在廣東任省委書記、省長，是當時中國改革開放試驗田的最早負責人。此後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胡耀邦處理中央日常工作。胡耀邦下台後，習也不問政事了。直至去世，他在中共黨內都是邊緣派系。在官方黨史的敍述中，習仲勛一直沒有獲得過較為重要的位置。
正是這種「邊緣」，反而使得習仲勛身上可被吸取的政治資源相對於毛澤東而言就更多。他早年是陝甘邊區的創立者，收留了毛帶來的「中央紅軍」，有着「革命」的標籤。在文革期間被整，是毛澤東錯誤路線的受害者。在廣東當書記，又是「改革」的排頭兵。六四後表達不滿，又是「開明派」的代表人。
因為習仲勛身上這麼多的標籤，所以這次官方的高調紀念，可解讀的空間就很大。彰顯出「革命」與「改革」、甚至「開明」都是有可能的方向。而且，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這三個標籤，也並不矛盾。習近平甚至可能會全盤繼承這三個標籤──雖然「開明」並不可能，但不妨礙宣之於口。如果從紀念活動的分佈來看，也有其作用：甘肅和陝西的紀念活動，分別以「兩當兵變」和「陝甘邊區」為內容，這就是「革命」的部份，而廣東的紀念活動則以「開放」為主軸。
中國官場自古都有「上表追封先帝」的政治操作習慣，算是給皇上拍個馬屁，又安全又惠而不費。由下面的地方官員或者中樞機關發起再也正常不過。習近平參加習仲勛的紀念活動是以家人身份，給自己帶來了很大的轉圜餘地。習近平對這三個標籤如何繼承，要看接下來的進一步行為。
第一個觀察點是，在這些紀念活動中如何評價胡耀邦及習仲勛在改革開放中的功績。第二個是，兩個月後的毛澤東120周年紀念活動規格檔次如何。第三個是，兩年後胡耀邦的百年誕辰時，是否對胡耀邦有更高的評價。這牽涉習近平到底是更偏向強調改革開放的部份，還是更偏向強調紅色譜系。如果是後者，那也不出意料，保衞紅色政權本來就是他的使命。至於改革，早就被維穩代替成為政權第二目標。
從習近平的就職講話和最近的內外整風來看，筆者傾向於認為，這個紀念活動的性質仍舊是「追封」，即抬高習仲勛的歷史地位，把他與毛鄧諸人並列，使其在革命序列和改革序列中的領袖排名位置提前，彰顯出紅色江山、紅色接班人的政治血統。接下來再通過這三個標籤，在意識形態領域繼續沿襲革命──改革的舊話語體系，杜絕其他不同聲音。這與他過去說的「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遙相呼應。
戴若瑜
內地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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