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幼稚園開始招生，許多家長耗費不少時間在學校門口排隊，有的甚至提前幾天佔位子，只為乳臭未乾的小孩爭一個面試機會，最後是否能取得一席之地，又另當別論。這種排長龍現象，在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看來，是「一般正常行為」，不足為奇。
對囤地風波，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認為，這只是「解說和溝通上『論盡』」。他不過笨手笨腳，沒有差錯，任何指控都是「信口雌黃」。立法會建制派仗恃多數，力撐陳茂波，否決立案調查。亦即，陳茂波家人對農地的擁有與處理屬正常行為，不值得大驚小怪。
排隊與囤地，難以相提並論。雖然都是問責官員，吳克儉也非陳茂波，強詞奪理的傲慢倒是兩人共同的外衣。大言不慚的高姿態，雖還不至於匪夷所思，卻已令人嗔目咋舌。不幸的是，傲慢似乎是香港精英的普遍毛病。由港大校長遴選到反佔中運動，不論是學術界、政治界或工商界，官大學問大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文明社會，不管是等候公車、地鐵或上洗手間，排隊的確是正常行為，遵守先來後到的秩序，都是自尊尊人的起碼規範。吳克儉的傲慢在於信口開河，以表象解釋一個失控的社會問題，見解膚淺，更以排隊的正常，合理化一個不正常的基礎教育體系。
當眾多父母必須爭奪幼稚園的入門機會時，這種現象絕非個別的異常行為，而是社會結構的畸形發展。吳克儉缺乏的是一種「社會學想像」的心靈特質，分不清排隊是家長盲從的個人麻煩，還是粥少僧多的體制偏差。他只看到形式，忽略了先天機會的不均等，終必造成後果的不均等，首當其衝的，正是那些輸在起跑點的普羅大眾，排隊不過是他們卑微的掙扎。
陳茂波的作為也讓人不敢恭維，不過一年多，他已歷經酒駕、劏房和新界東北古洞地皮轉讓的風浪，無一不令人側目。面對千夫所指，他依然面不改色，弄不清楚問題出在哪裏，為甚麼從立法會到民間，要他下台的聲音不絕於耳。憑着特首與建制派在撐腰，陳茂波目空一切，反而要別人知所分寸，傲慢到無以復加。
不管才幹或擔當，身為問責官員，吳克儉和陳茂波多少是政治精英，位高權重，薪俸也遠非升斗小市民所能想像，至少對生活在貧窮線下的百多萬港人，前者的月薪很可能是後者的年薪有餘。他們為與不為，牽涉的不只是個人的操守良窳，更是社會觀感與期待，特別是食俸祿所為何事的質疑。
任何社會都有精英，他們全坐擁金字塔頂端。美國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在《權力菁英》（1956）中指出，權力精英由一些人組成，他們的地位超越凡男俗女所處的一般環境。他們是否果斷或舉棋不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位居要津；他們無所為，優柔寡斷，就是一種行動，其後果往往比決策來得嚴重。吳克儉和陳茂波便是樣本。
由於港英殖民歷史的後遺症，除了政治界外，香港的精英還包括學術界和工商界，尤其是那些有頭有臉，可以呼風喚雨的管理階層。也許久蟄象牙塔或半山，與世隔絕，不食人間煙火，他們的傲慢比起政治精英的，有過之而無不及，相互輝映。
港大任命唯一候選人馬斐森出任41年來首位非華人校長，從正反雙方的話語來看，學術界的自大盡攤在港人眼前。面對內外詰問時，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說，校委會「一致通過」聘任馬斐森為新任校長。弦外之音是，一致，就是睿智，其他人最好閉嘴。
普天之下，一人候選，很難說是一時之選。港大校委會似乎不能理解，在沒有其他替代選擇時，非君莫屬，未必是集體智慧的展現，也可能是推諉責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一起和稀泥。港大畢竟不是三流大學，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寧缺毋濫，校委會大可以重新洗牌，或另起爐灶。儘管塵埃落定，港大難以杜悠悠之口。
美國環境主義者Barry Commoner於1967年一項畢業典禮演說中指出，在某些抑制下，學者被要求支持單一觀點時，參與話語的義務，必然就是表達異議的職責；在眾人皆順從的情況中，抗議是學者對社會的使命。亦即，作為知識分子，學者的公共道義在於提供不同聲音或另類意見。
對馬斐森任命批評最尖銳的，無疑是港大的資深教授，論點不外是新任校長對香港和中國的「無知、無能、無心」。讀聖賢書，大學教授在授業解惑和知識生產之外，就管理階層的決策提出異議，總算盡了知識分子應有的職責。異議，不等於真理，而在辯證，真理只有一個，越辯越明。
遺憾的是，在許多公共事務方面，如特首一人一票普選，有些學者固然盡到了出聲的義務，他們往往受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以「識大局」為俊傑，站在無用的道德高地，指點蒼生。反佔中的社會精英不乏反智的御用知識分子，堅持政治操作定於一尊，如此話語不但傲慢，實在霸道。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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