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選，除了是一人一票的政治操作，更重要的是基於道德精神。只要是選民，不分男女老少、教育背景、貧富懸殊或才智高低，人人都可各憑所好，自由投票，選出自己認同的代表，管理眾人之事，並接受多數抉擇的後果。選舉，因此兼具民主和倫理。
民主，不是民王。由字面看，這兩個名詞不過「一點」之差，其意義和效應卻天南地北。從港英政府到特區政府，香港一直沒有民主，統治幾百萬港人的先是女皇任命的港督，再是小圈子選出的特首。因為他們不必向人民負責，兩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民王。
在概念和實際運作上，民主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生活方式與制度。民王就不同了，既然為民之王，就算不靠叢林規則以武力指點江山，王在萬民之上，誰與爭鋒。一如古代的封建帝制，朕即天下，普天之下莫非吾土吾民，人治取代法治，老百姓是否安居立命，只能依賴天縱英明，除了革命，毫無替換的途徑。
沒有民主的地方，往往民王當道，從近代史看，世界各國俯拾皆是。香港的經歷較為特殊，由殖民地而為特區，或許是陰錯陽差，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竟然為民主提供了一線生機。2017年的普選則是一個試金石，成敗與否，端看今朝，正反雙方遂磨拳擦掌，志在必得。
離第一次普選還有三年多時間，這期間的政治改革，主要是候選人資格條件與入閘機制由誰拍板的爭執。塵埃一旦落定，誰主香江浮沉，很可能宰制香港未來三十多年的生活形態，是民主落地生根，或民王逐鹿中環。三十年一代，不論是精英豪傑或凡夫俗子，港人都沒有多少時間蹉跎，為普選的安排反目相向，甚至兄弟鬩牆。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更何況茲事體大的政治參與，特別是牽涉既得利益和公平正義的衝突，設計起來勢必煞費周章。任何制度的形成，從破土而出，到深植大地，都不免有周期陣痛，尤其是初期轉型階段，像蝴蝶一樣，破繭成蝶，展翅而飛的剎那，既是危機，更是新生的契機，其中的社會代價全看人民如何取捨。
對從來沒有「一人一票」生活經驗的港人來說，「佔領中環爭普選」的確是大膽嘗試，頗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架勢，沒有妥協的餘地。儘管變數太多，佔中後果所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難以明確估計，其象徵價值，卻是無法車載斗量。
成，特首普選將為「一國兩制」提供最好的註腳；敗，所謂井水不犯河水，不過自欺欺人。由當權派和既得利益的角度看，佔中的要求豈止大逆不道，簡直不知好歹。這或許是為甚麼反佔中咄咄逼人，不惜塑造「天快塌下來」的莫須有緊張氣氛，一方面引起市民恐懼，另一方面又似乎要對方付出「亂港」的相當代價。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在1962年的經典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指出，人們有提倡不受歡迎主張的自由，但這並不意味倡導本身不須動用成本；正好相反，如果激進鉅變的倡導不費吹灰之力，沒有一個社會能夠維持穩定。他認為，提倡不受歡迎主張的代價應讓人可以承受，而非望之卻步，否則自由將逐漸萎縮，或蕩然無存。
反映在經濟領域裏，不論大小，在自由市場中，百貨公司或各種商店無疑可以自定一套價格標準（如高消費的最低要求），阻擋一些「不配入門」的人。如此操作或許能招徠一批同質化的顧客（有錢人），其代價是更多生意的損失或背負「狗眼看人低」的罵名。普選亦一樣，如果候選人必須符合一定的政治意識規格（如當權派認可的「愛港愛國」），與北京唱反調的人勢必被摒棄門外，連帶葬送的是民主，民王的出現不過順理成章。債有頭，隱性代價遲早要付，佔中與反佔中都必須共同承擔。
民主的真諦在於程序的正義，從頭到尾，選舉的輸贏應由選民透過一人一票，在投票箱裏做最後定奪，而非當權者在競選規則中預設立場，例如以小圈子提名，篩選或排除特定的候選人。這種由少數人事先過濾的手段，充滿先驗或既定的霸道心態，亦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僅剝奪選民做其他選擇的機會，更動搖普選的道德基礎。
千里始於足下，一步一腳印，路遙知馬力。爭普選的代價，不必是反佔中在報紙廣告或新聞話語裏一再強調的「亂港」，更不應是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所暗示的非「坐牢流血」不可。普選，不是話事人清理門戶，也不是港人自立門戶，只不過讓選民透過一個公平合理的機制，選出行政長官，不用相互傾軋，弄得滿城盡是肅殺之氣，蒼生何辜？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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