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說到貧窮問題時，都不期然想起著名經濟學者Amartya Sen在"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說的故事。
那是一九四七年印度、巴基斯坦脫離英國獨立及分治的動亂時刻。當時只有十歲的Amartya Sen住在達卡（Dhaka），常在家中的花園玩耍。有一天忽然有個叫米爾的回教徒血流如注、痛苦萬分的闖進前門，向Amartya Sen求救。Amartya Sen父親問米爾為何在宗教仇殺不斷的時候還要跑到印度教徒聚居的地區，以致被暴徒刺傷。米爾說家裏已是三餐不繼，再不出外尋找工作的話全家人不免捱餓甚或餓死，迫不得已他只好冒險到街上找生活。米爾很快被送進醫院但因為失血太多，過不了多久他就離世了。對只有十歲的Amartya Sen來說，這是他第一次見識到貧窮及經濟不自由的嚴酷懲罰，也令他往後的學術生涯對貧窮及饑荒問題特別用心。
類似的悲劇其實多不勝數，在世界不同角落包括發達國家都發生。此所以貧窮問題，如何改善貧困人民生活向來是個觸動人心，牽動社會情緒的重要議題。不同政黨，不同社會背景及階層團體本着好意、善意希望能從根本解決貧窮問題，希望社會可以斬斷窮根。問題是，單靠善意與好意解決不了貧窮問題，消除貧困的根源更是說易行難的事。倉卒行事又或處理失當的話，扶貧大計不但幫不了真正有需要的人，不但無法改變跨代貧窮的殘酷事實，更會變成社會沉重的包袱。
先說特區政府最近破天荒為香港訂立貧窮線的做法。表面上看，訂立貧窮線只是為社會訂立客觀標準，判斷甚麼人屬於貧窮人口，甚麼人不屬於貧窮人口。現時特區政府以入息中位數五成為準則，二人家庭的貧窮線為$7,700元，四人家庭為$14,300。這種單以入息劃線的做法忽略了家庭擁有的資產，有可能扭曲了社會上的貧窮情況。但最大的問題還在於設立貧窮線將會引發市民對政府有更高的期望及憧憬，認為政府必須要針對貧窮線下的家庭、市民提出具體舒緩政策，令他們脫離貧窮線，令他們脫貧。換言之，引入貧窮線後社會福利概念將出現重大改變，由原來救助弱勢的福利變成市民合理的權利及期望，變成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往下來要求越來越多生活補貼、收入補貼的聲音將會更多，將會更難抗拒。香港經濟、社會是否承受得了這樣的轉變是個大疑問。
此外，扶貧政策從福利（welfare）變成權利（entitlement）對社會、家庭、工作意欲都有重大衝擊。試想想當改善生活及脫貧變成政府的責任，變成對政府的合理期望時，一些人的工作意欲、自力更生的動力肯定被削弱，甚至可能抱着坐待政府發津貼的心態。他們的下一代耳濡目染下也不難習染類似的心態，把向上及改善生活的責任推向政府。結果是，領津貼越久越多的家庭越不想脫貧，越難擺脫貧窮線；生長在這些家庭的兒童將來則更大機會繼續有關做法。這不是令跨代貧窮問題更難解決嗎？
另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是不少團體把貧窮線跟全民退休保障連在一起，認為要實行全民退保才能有效滅貧，才能減少貧窮線下的人口。無疑，現時貧困人口中有不少沒有任何退休保障的長者，政府有必要採取特殊措施舒緩問題。但是，全民退休保障卻是另外一回事，它既涉及跨代供養的問題，又將會大大加重較年輕上班族及社會的負擔，更可能埋下巨大的政府財政危機。應該看到，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正不斷加快，未來十五年老年人口比例將佔四分一，人數超過二百萬；工作人口則反過來逐步萎縮。這將令供款者跟退休者的比例越來越懸殊，供款壓力越來越重，政府開支也不斷上升。歐美多國政府出現重大財政危機都跟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有直接關係。香港怎能不吸取教訓，反而要重蹈覆轍呢？
盧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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