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把大學教授的演講寫成一部長篇，就是庫切（J. M. Coetzee）的本領了。小說《依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Elizabeth Costello: Eight Lessons），寫一位年邁的女教授，由兒子陪同，應邀出席了八次演講，分別講了不同的題目，其中兩次，都是「動物的生命」。從思想家說起吧。西方哲學家從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阿奎那、笛卡兒、康德，到當代的瑪麗．米德、湯姆．里根，對動物都充滿偏見，都以「理性」來否定動物的權利，認為動物缺乏理性，所以無法理解宇宙，只能茫然地接受宇宙的規則；受人類主宰。笛卡兒說：活着的動物，只是機器。我思故我在，不會思考的動物因此談不上存在，充其量只是第二等生物。
女教授另有看法。她說，動物的權利和人類的權利相同，都需要捍衛。如果人類不能保護動物，人類的「人文精神」就無從說起，因為喪失了「人性」。人類屠殺動物或他人，都是喪失人性的表現。她認為二次大戰時德國的失敗，不是納粹戰爭的失敗，而是人性的失敗。在集中營裏，人像綿羊那樣被屠殺。但難道成為綿羊就可以了麼？動物，真的只是活動的機器？受電池推動、沒有感情的玩具？人性的豐富，不是笛卡兒所說一種空洞的知覺，只會推理、認知而已，而是一種具體、活生生的狀態。我們自以為高於其他動物，就可以隨心所欲處置其他動物，捕捉、虐殺，把牠們放在實驗室、關在動物園。劊子手拒絕為受刑者設想，因為認定受刑者罪有應得，他們關閉了自己的同情心。動物是否罪有應得？
女教授是虛構的人物，其實，她是作者的代言人，為動物以及被欺凌的弱勢發聲。對照我們現實的社會，虐殺貓狗時有所聞，比為了象牙而獵殺大象、為了轉賣大猩猩幼孩而屠殺大猩猩家族，或者抽取黑熊的膽汁，罪行尤有過之，因為無利可圖，只是赤裸裸的殘暴。庫切本人從不接受訪問，但當涉及動物權益就義不容辭站出來。而且，他認為作家不應該把殘酷的現象巨細無遺描寫至盡，像殘殺、行刑，人物死時的慘狀，都不應該寫到「黑暗的中心」去。他的小說，不乏殘酷的場景，但他說他總留有餘地，寫盡，是邪惡的。八堂課中的第六課，主題就是「邪惡問題」。在書中描寫恐怖行徑，作家可要保持警惕。庫切認為，如果不小心，就如同漁夫打開了魔瓶，把魔鬼釋放。作者就是要想方設法，把魔鬼收回到瓶子去。在人間恣意橫行的魔鬼，的確太多了。當然，庫切對人性的看法，可以斟酌，而理論家也會為暴力提出一套合理化的美學。但多少暴力的渲染，真能達到《發條橙》那樣的效果，令讀者或者觀眾產生的不是快意，而是厭惡？跟妖魔打交道的人，可要認真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