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怕普選？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不然。很多人的直覺反應大概會有點莫名其妙，普選不就是一人一票，又不是洪水猛獸，怕些甚麼？仔細追問，香港政治改革所面對的難題會全被搬上枱面，光是如何普選，便可以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握拳相向。
如果民意調查機構以「誰怕普選」讓港人自由作答，答案恐怕不會是「你、我、他」或「你們、我們、他們」之間誰害怕的單一表述，還可能包含類似「你怕我不怕」或「我怕他不怕」的多種排列組合。一旦演變成「誰怕誰」的口角，普選還未實行，楚河漢界就可能弄得敵我對峙，怕，盡在其中了。
香港是個多元社會，眾聲喧嘩，固然是言論自由，三人市虎，不免人人自危，不敢上街。「佔領中環爭普選」，到目前尚未佔領些甚麽地方，頂多是發起人的話語陳述，成敗與否，尚在未定之天。在「幫港出聲」看來，佔中已是世界末日先兆，怕與不怕的區分，遂繫於一念之間。1933年美國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在就職時說的一句話，或許值得所有自由人再三思考：「我們唯一必須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誰怕普選」的提問，可以從兩部份來解題：第一，普選這件事有甚麽可怕？第二，到底哪些人或團體在聽到普選時為之色變？兩者有因果關係，前者界定後者的範圍。如果普選不足為懼，任何人聽了卻心裏發毛，就有點神經過敏，或疑神疑鬼。
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眾人之事。眾人之事，無疑不能讓小圈子一手包辦。在民主國家，選舉的概念基本上認可芸芸眾生不能強負一軛，主張人民有自由選擇生活形態的機會和途徑，包括誰來代表他們治理國事，普選所以形成一個制度，也就在保障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人民頭上，為所欲為。
在香港，普選的定義，應是有意行政長官大位的候選人都有參與競選的機會，並在公平、公開與理性的遊戲規則下，進行一場君子揖讓之爭，由選民利用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在固定任期內治理特區。說穿了，普選，就是人民選出領導人，合者，集萬千寵愛於一身；不合者，掃地出門。
在自由民主國家，普選的結果不外是改朝換代，如9月7日澳大利亞大選，反對黨自由黨領袖Tony Abbott擊敗現任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取得執政大權；或者繼續掌權，如9月22日德國大選，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贏得國會選舉，第三度連任。勝者自然不可一世，敗者如墮深淵，從頭到尾，雙方支持者並未劍拔弩張，或兵戎相見。普選，保留了以待來年的契機。
換句話說，普選是計算人頭多寡，而非打破頭爭先，這是民主程序最基本的規範。香港雖然還沒有民主，經驗的欠缺不必是懼怕普選的藉口。許多父母送小孩上小學，除了法規強制，最大的原因應在於學校是知識啟蒙與學習技術的地方，更是公民養成的場所。學校並不可怕，很少有父母會因兒女沒上過學，而畏懼讓小孩進小學就讀。
普選的原則也應如是看。不論是富商巨賈或販夫走卒，在一人一票的機制下，選民的立足點沒有兩樣，李嘉誠的一票不會比其他人的來得舉足輕重，可以操弄選舉的結果。少數人的決定則不然，正因為圈子小，政治運作的空間就相當大，以意識形態排斥其他可能視野的機會，便相對提高，失敗的風險也隨之增加。
2010年初，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全球召回幾百萬輛車子。如此大規模的失敗，根據《經濟學人》的看法（2010年2月13日），出自豐田董事會對和諧的偏好，因為根深柢固的集體思維，故步自封，堵住了替代選擇的可能，尤其是來自外在的另類觀點。和諧，有時是扼殺想像力或創造力的托詞。
美國第三任總統Thomas Jefferson說，除了人民外，他想不出還有甚麽是社會終極權力的安全儲存庫，如果民智未開，不足以自由選擇，補救之道，不是拿走他們的抉擇，而在告知他們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同樣道理，香港人民以選票定期改選特首，跟紫荊花開，不過順節應時，何懼之有？
如果香港特首在2017年由選民直接選出，即使還有3年多時間，整個過渡期不應籠罩在疑懼的陰影下，弄得人心惶惶。反佔中運動和既得利益者一再透過各種廣告或新聞話語，把佔中運動塑造成「亂港」或「暴民」傾向，就算並非抵制普選，卻難免助長恐懼的滋生，或許這是目的所在。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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