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在劍橋，我第一次聽見「拍賣」這個名詞。也是在那一年，寫了自己第一個所謂的音樂劇Romantica。從來沒有想到買賣可以和浪漫搭上關係，卻也在藝術品的進出和創作中度過大半輩子。
那年，年輕貌美酷似費雯麗的牛津畢業生Marina Warner贏得《泰晤士報》「最有前途作家獎」，正準備寫她的第一本書：《慈禧太后》The Dragon Empress。說是劍橋圖書館藏有整套翁同龢日記，希望請我替她在《翁文恭公日記》中找尋些慈禧與光緒的宮中蛛絲馬迹，另有薄酬。由於倫敦生活昂貴，又面臨斷炊的危機，於是在嚴冬未來前，往劍橋走了一趟。看見林蔭道上的維多利亞大屋有四房三廳，腦筋一動，發現租間大屋還可以做個二房東，再加上些繙譯費，居然也可以把日子過下來。二話不說，就搬上徐志摩盛讚的美麗學府小城。
當年手持香港身份證明書，要在英國停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回想在海關入境表國籍一欄填寫「香港」，官員打了個大交叉，改寫ND二字。我問何解，他說「國籍不明」（Nationality Doubtful）。媽的，比二等公民還不如，但是你要進去，就不能駁嘴。既然忍氣吞聲進入了英國，就更想厚着臉皮留下，說是想感覺Swinging 60s的餘韻。於是左欺右騙做了英國名指揮家John Prichard的弟子，拿到所謂特別學生簽證。雖然不用正式在教室上課，但是擺着音樂家學生的幌子，家裏總得要有個樂器。我唯一懂得的樂器就是鋼琴，隨便一座也要上千英鎊，絕對不是一個流浪的窮學生可負擔得起。
住在隔壁的捷克斯拉夫政治流亡學生Ivan Hartel和他的愛人芭芭拉家裏有座鋼琴，幾乎每一天都到他家借用。有一天他們帶我去一個鄉村的拍賣會，到了那裏看見有鑲着鏡框的畫，各種不同的中古家具，甚至連廚房裏的碗碟刀叉，也都像軍隊般排得整整齊齊，待價而沽。最吸引我的，卻是兩三座比中古還中古的鋼琴。我問Ivan大概多少錢，他說這些拍賣都是附近的家庭把不要的東西拿來處理，沒有定價，東西可以流到有用的人手中，也就不會浪費了它們存在的價值。
那時的世界還是沒像現今的奢侈與進步，「環保」這個名詞還沒出現。只是大家希望省點錢，買些自己喜歡掛在牆上的，或者可以實用的，也不枉費造物者的心思。
那次拍賣，我買了一張鋼筆素描，上面簽者Gaudier-Brzeska，十六英鎊，還買了一座舊鋼琴，十四英鎊。都是雪中送炭的價錢。我一時興奮，買了罐噴漆就把那鋼琴噴成銀色，每天沒事就彈上三四個鐘頭，寫了Romantica，那時還寫了其他兩個劇本，《白蛇傳》與《追雲》，後者是賽金花的故事，因為她原名叫傅彩雲……話說的興奮就離題萬丈。
主要是說，兩年後，英國影壇的點金童子Ken Russell拍了一部電影Savage Messiah， 講的就是Gaudier-Brzeska的生平。朋友看見我牆上掛的那張素描，說是我挖到了金礦，只要電影一上映，所有人都會認識這個英年早逝的雕塑家，說不定你這張速描價錢會直逼Modigliani。誰知七十年代Ken Russell的電影票房雖然雄霸英倫，但只有一部不賣錢，就是Savage Messiah。片子上映後，朋友來到我家，說完一句「有藝術沒市場」的話，之後，就沒再提牆上的那張素描。
七三年我準備買棹歸航回香港，收拾行李之際，看見牆上的那張畫，鑲嵌在二三十年代的桃木舊框，雖然喜愛，但旅行攜帶不甚方便，於是聽朋友的話，拿着那張Gaudier-Brzeska上倫敦New Bond Street的聖羅蘭Rive Gauche店舖附近的一間拍賣行，試探他們可否替我處理。拿着畫框上了二樓西洋畫辦公室，有位中年紳士，望了眼這張速描，二話不說就寫了張收據，告訴我拍賣的時間。之後不久，收到一份兩三張紙的簡單油印拍賣目錄，就這樣上了賣場。
結果這Gaudier-Brzeska速描成功賣出，也是我與Sotheby's第一次正式的接觸。那是整整四十年前的事，如假包換。
光陰似箭，不知覺Sotheby's今年在香港居然慶祝四十周年紀念。印象中一九八○年蘇富比在香港大會堂舉辦首次中國書畫拍賣前，也沒留意究竟做過些甚麼。以往可能瓷器和玉器才是巿場的寵兒，但是總覺得書畫才是真正的藝術。於是那一年在大會堂高座的展覽，確是令我興奮不已，既然機會來了，更加不想錯過這次拍賣。那時一張尚好的張大千也只不過數萬，傅抱石贈熊式一教授的《湘夫人》沽價也在十萬樓下，坐在隔壁的收藏家楊永德先生及夫人對此畫一直讚不絕口，等到競拍時，忽然要求我替他舉手投標，我也好奇的一萬加上一萬的替他競投，雖然用的不是我口袋裏的錢，但是雙倍競價那種面紅耳赤的興奮感，也是如假包換。
那時中國書畫部負責是Paula Gasparello，可愛的一位美國小姐。不知甚麼原因只做了一兩年，就換上深沉不太講話的中美混血兒張洪，帶着一位駐港的梅小姐。正懷疑這不愛說話交際的學者能在賣場做到些甚麼，卻原來他們令中國書畫在亞洲巿場真正開花。我和Arnold與Tammy也成莫逆。
這段時期，我也嘗試開始電影生涯，每當遇到影片籌不到資金時，就把自己喜歡的畫作拿上賣場。較為壯觀的作品有《石渠寶笈》的《文徵明山水手卷》與張大千的《桃源圖》，奇妙的是這兩件作品居然落在同一位加拿大外籍收藏家手中。而我也做成了電影導演。
張洪離開商場投身畫家行列之後，蘇富比中國書畫部來了瑪利亞朱小姐，她更有位美麗的助手麗莎周小姐。
朱小姐對這字畫的買賣有一種獨特的感覺。她不當這是一種交易，而是替這些藝術品找到一個新的愛它們的家。這麼一說，買家賣家都心甘情願的對朱小姐傾情付出。這個時期，許多博物館級的水墨畫都開始流出巿面，價錢也在一般藏家能力範圍內。
這個時期，許多以後再難見到的巨幅張大千潑墨及潑彩，如《青城山》《幽谷圖》《加州夏山》，《石渠寶笈》中的《董邦達西湖四十景》，也都出現於賣場，《青城山》更是首次中國水墨畫以單行本出現於國際拍賣行。
時光荏苒，朱小姐有了家室之後就退出這高血壓的賣場，由仙風道骨的CK接棒。這可是中國水墨畫的盛世，拍品一次破一次的紀錄，拍場由酒店的宴會廳搬到巨無霸的會展中心，展覽的風貌比博物館有過之而無不及，公司的營業額拍賣的佣金與辦公室的尺寸都數以倍分的上升。但是張超群先生還是以不變應萬變，保持一定的拍品數量與品質，估價不宜太自我膨脹但是成交價可以翻上十數倍，堅持自己設計編輯目錄，連展覽廳的佈置都親力自為。一晃居然二十年。
在這二十年中，我也曾提供傅抱石《陽關送別圖》《罷阮圖》《竹林七賢》，張大千的《荷花金屏》《紅拂女》《滄浪漁笛》等等在蘇富比爭輝競艷，而這些巨迹都化身成就了我某些不成氣候的電影。人們說「楊凡賣一張畫就可以拍部電影」，以往則會說「我用那些畫變成了自己的藝術」。如今再回顧那些電影，只能說句「我辜負了那些畫」。現在道出這些部份畫單，你就知道我不再拍戲的原因。
曾經有個年代，那時美好的水墨畫價錢都在能力範圍內。有時只看圖錄就會打通電話上紐約拍賣行，買張齊白石或林風眠送給好友。不說附庸風雅，可真是玩藝術。不知誰說過，將來只要中國強大，藝術品在巿場上會天比高。又不知誰人說過，將來會變成沒有了藝術，只剩下市場。香港蘇富比今年四十歲，肯定會在這兩句話中替買賣的收藏家找到平衡。
如今家徒四壁的我，仍想在浪漫的創作與藝術的交易中尋找適當的平衡。只是，某日偶然翻開追憶似水流年筆記本，居然只剩當年劍橋朋友Gavin Stamp手繪的Romantica請柬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