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在台灣，有教師節，每年陽曆的九月二十八日，據說是孔子誕辰。孔子既然是萬世師表，以他的生日作為教師節，也是合情合理的安排。麻煩的是，孔子的生日，自古以來就沒法完全確定，爭議頗多。《公羊傳》與《穀梁傳》都說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可是月份說的不同；《史記》則說是魯襄公二十二年，年份都不一樣。因為文獻資料不足，孔子誕辰的年、月、日都眾說紛紜，歷代學者為此爭論不休，也得不到確切的結果。最後還是「政治掛帥」，由朝廷出面干預，因為祭孔是官家大典，總得有個確定的日期，就斷然拍板，決定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舊曆）。國民政府大概自覺是奉天承命，也就秉繼舊制，找曆法專家換算成格里曆（Gregorian calendar），即是公元前五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教育部正式認可，規定九月二十八日為國定假日，放假一天。
小學生才不管教師節是不是孔子誕辰，更不知道歷代還爭論過誕辰的日期，有假放就好，高高興興玩一整天，不必悶坐課室，抄寫一百遍「大狗叫，小狗跳」的課文。我讀的小學，是台北詔安街的螢橋小學，在五十年代的時候，校舍有相當一部份仍然駐紮着軍隊，阿兵哥白天在教室外面生火煮飯，晚上就睡在教室裏。授課空間不足，低年級只能上課半天，下課後由班長領頭，排成列隊，一個個送回家，交由家長看管，不准四處遊蕩。教師節是個好日子，名義上是教師的節慶，實際是大家都放假，我們當學生的，也就跟着老師沾光。放假一整天，就有可能由父母帶出去吃個館子，或去動物園看看大象。
有一年教師節，父親一大早就叫我穿戴整齊。我先還以為有甚麼好事，要到北投的招待所去洗溫泉，或是上陽明山郊遊，順便去探望一位頤養天年的軍團司令。洗溫泉是全身舒暢，郊遊是賞心樂事，探望老將軍最實惠，每次都送我一件小禮物，有時是小金錁子，有時是粒瑪瑙珠子，還有一次得了一塊小玉玦。結果都不是，他帶我到孔廟去觀禮，看祭孔大典，因為孔德成伯伯是國家的祀奉官，擔任大典的主祭，要我學點應對進退的儀節，算是實踐參與式教育的理念。可惜整個典禮拖沓沉悶得很，鐘鼓之樂聽得我昏昏欲睡，不但沒有激起我崇敬孔子之心，還覺得祭孔大典昏昧無聊，遠遠比不上河邊釣魚摸蝦的樂趣。還記得很清楚，一群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學生舞着雉尾，跳起八佾舞，好像西部影片中印第安人圍着篝火跳舞呼嘯，似乎十分野蠻。
小學的事，過了將近一個甲子，都掩埋在成長之後的繁雜人生底下，平常也沒有考古學家的興致，不會去翻動早已壓得堅實的記憶土層。倒是因為教師節在大陸上引起了討論，說要恢復孔子誕辰作為尊師重道的節日，讓我想起了我的兩位小學老師。
大約是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來了三位實習老師，都很年輕，是從師範學校出來的。其中一位派到我們班上，眼睛大大的，明徹透亮，穿一身整齊的土黃色卡其布制服，上面還繡着徽號。他走上講台，在黑板上寫下他的姓名，大聲告訴我們，他叫「吳富炰」。對我們三年級的小學生來說，這最後一個字實在沒見過，是個怪字，也就毫無來由地懷疑，這個年輕老師是個怪人。有同學說，一個字底下有四點，就是點了火烹煮的意思，也有人不同意，說狗熊的熊字也是底下有四點，難道也是火燄在烹煮？結果這個老師一點也不怪，實習了一個月，像個大哥哥一樣，天天教我們學新詞，幫着我們做功課，帶我們玩遊戲。他會一邊彈風琴，一邊教我們唱歌，唱甚麼「任重道遠莫或忘」。一個月實習結束，他要離開了，同學捨不得，有好幾個都拉着他的衣角，哭了。他安慰我們，說要好好用功讀書，以後會來看我們。隨後從衣袋裏拿出一大叠一寸半大小的半身照，送給我們留念，還給每個人題了字。給我題的是「培凱小朋友留念，吳富炰」，我一直留着這張照片，直到我出國留學。可是，他離開之後，再也沒有回來看我們。
時隔五十多年，最近上網搜索，知道他是台北師範學校（以前簡稱「北師」，現已升格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第十二屆普通師範科的畢業生。同時還查到，北師的校歌有這樣的歌詞：「芝山鍾靈秀，東海碧波揚。師資樹典範，國脈賴輝煌，賴輝煌。作育兒童，改造社會。任重道遠莫或忘，任重道遠莫或忘。」原來他當年教我們那群小學生唱的，就是他在師範學校浸潤多年的校歌。我還發現，吳老師是個繙譯家，譯作極為富贍。繙譯最多的，是天主教的教義與聖徒事迹，以及涉及家庭倫理與生活幸福的書籍。出版社都與天主教有關，如光啟社。想來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從來就想着發揮善心，造福社會。
我小學六年級的班主任是柯明正老師，性格與吳富炰完全不同，簡直是冰火兩重天。假如吳老師是春風化雨，柯老師就是霜刀冰劍，嚴肅得令人心悸。當年台灣學校不多，還沒有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台北只有三個省立初中，想考上這樣的好學校真是難如登天。父母望子成龍，拜託老師嚴加管教，不但逢年過節送禮，到了教師節還上門致送禮金，特別關照老師，不打不成器，要好好地打。我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送禮，特別到衡陽街的高檔商店，買了兩件裝在禮盒裏的「否斯托」（First）襯衫，巴巴地送到老師家裏，目的不外乎要老師「嚴打」。所以，柯老師也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每天鐵青着臉，手上拿一根藤條，打得我們哇哇叫。回想起來，當時設定的挨打標準未免太過嚴苛，一百分免打，九十九分打一下，九十八打兩下，九十七打三下，以此類推。設置的打人規定又有其「階級性」，父母送過禮、特別關照的，是讀書考試階級，才按照規定打；父母不管的，屬於放牛階級，不打。我就在柯老師的藤條威逼之下，苦苦度過了小學六年級，考上了初中，算是考試制度的倖存者。奇怪的是，我一直覺得柯老師是個宅心忠厚的人，捨不得打我們，就像他接受的日本教育，說老師要「鬼面佛心」似的嚴厲，心底卻強壓着無限的關愛，忍受學生憎恨的煎熬。我注意到，他每次打我們的時候，都緊緊咬着自己的下嘴唇，好像感到我們手心的痛楚，也是打在他心底的傷痕。考上初中後，我還去過他家一次，向他致謝，他卻靦腆地笑笑，說以後要多用功。之後，我再也沒見過他。
我上網查找，發現柯老師在我小學畢業二十年後，也就是一九八○年，擔任了北投義方小學第三任校長，任期五年。之後，在一九八五年調任興隆國小校長，又任職了五年，在一九九○年退休了。他退休之後，好像參與了一些社會公益活動。在一條二○○九年七月的新聞報道中，讀到他的消息，說「一群來自台北市昆季社的善心人士，到宜蘭縣展開關懷之旅，到聖嘉民啟智中心捐贈二萬元，並且各自認養幫助院童，濃濃的愛心從台北都會散播到偏遠的宜蘭鄉村。」這群善心人士來自社會各階層，「最年長是八十歲的退休校長柯明正」。我非常高興看到柯老師的名字，確認了我一向的想法，知道拿着藤條教鞭，認真講課，雖然面若冰霜，卻充滿了愛心。到了八十歲，他還努力從事公益事業，讓我看着自己的手心，覺得有點發熱，似乎感到了無限的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