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緣巧合，買回來一部《黃永年先生編年事輯》的精裝毛邊本，書做得地道，邊裁邊讀，一周時間恰好讀完。滿心愉悅，又滿懷沉痛。黃先生是精嚴深湛的史家，更是文武昆亂不擋的舊派學人，詩書印俱見功力，先生辭世之後，這樣的文釆風流再難得見。
想寫的東西不少，最先浮上筆端的，竟然是《事輯》裏所述先生和瓜蒂庵主人二十餘年的君子之交，這斷續零散的書生交往當然不是《事輯》的重心所在，然而我卻對此倍感興味。兩位先生都是愛書人，寂寞年代裏並不太頻繁的鴻雁往返，古道熱腸的相互贈書，相知在心的書齋夜話，都是動人風景，舊詩裏「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的意境庶幾近之。
兩位先生的著述我最先讀到的是謝先生的《瓜蒂庵文集》，說來這也算新書，竟然忽忽也是快二十年了。九六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書趣文叢」裏收了謝先生的這本文集，我是在大學附近那間小書店無意買到，最喜歡的是那一叠遊記與舊詩。《三吳回憶錄》見其清麗，《錦城遊記》更顯綿密。
董橋先生《故事》裏那篇〈瓜蒂庵手札小記〉所說最得我心：「《瓜蒂庵文集》所收各類文字不啻愛書人冬夜一壺暖身佳釀！他的《三吳回憶錄》寫得那麼豐潤，實在大可印成精緻的一本小書。他的文采跟Munby不同，筆下少了Munby輕巧的dry wit。鄭西諦對來薰閣書店的陳掌櫃說：『剛主人雖然老實點，倒很有意思！』Munby太精明，也許真的不那麼老實；謝先生的散文好就好在『很有意思』。」題外說一句，董先生《故事》一集，我最喜歡的便是這一篇〈瓜蒂庵手札小記〉，董先生手裏那麼多清玩舊物，偏偏剛主翁的幾葉信札最讓我羨艷不已。
謝剛主另有一件功德無量的書林韻事便是八十年代初，選擇自家珍藏的明清筆記稿本抄本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行世了「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這一系列究竟收錄了多少種書，因為原書卷數不同，長短不一，因而冊數、種數並不一致，有的一種書三厚冊，比如張大復的《梅花草堂筆談》，有的則一薄冊包括三種書，比如我最喜歡的《石湖棹歌百首˙燕程日記˙聽雨閒談》，當然也有不少是一冊一本的。最可愛的是全部照原書套紅影印，印作現在的小三十二開本，紙面平裝，書後更有謝先生行楷小字題跋，文短情長，溫煦如春風，熟稔如舊友。可惜後出的幾種把影印手迹改為排印，真是大殺風景。
謝先生是古籍版本行家，黃永年先生也是個中高人，學界盛傳的他一進古舊書店，僅憑書根便知是何著作何版本的典故幾乎是神話了，有這樣的投契，兩位先生的相識相知則更是順理成章了。《編年事輯》所載黃先生和謝剛主的訂交始於一九六○年，其時先生名聲未顯，剛主翁則是知名學者：「先生一次偶然在《光明日報》上見到謝國楨剛主談論清初金埴稿本《不下帶編》的文章，先生正好有一本為金埴所撰內容稍有出入的《巾箱說》，於是寫信給《光明日報》轉告剛主，稍後把這本書和另一部《人海記》寄去送給剛主。謝也回贈批本《漁洋山人精華錄》和舊抄本《司空表聖文集》。後者中有羅振玉題記，已收入《大雲書庫藏書題識》，前者則是未經剜改的人間僅有的最初印本。」今世的讀者應當會羨慕二位先生不涉名利的簡單和純粹。
此後兩人雖未謀面，然而音問不絕，談書論學，聲氣相通，並未因為時勢而棄舊學如敝履，各自小心翼翼地守護以期能潛滋默長，直待光風霽月之時。《編年事輯》上，至一九七八年，形勢漸明，黃先生終於入京問學訪友，兩位紙上相交近廿載的朋友終於聚首，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在北京的半個月裏，「倒有四分之一時間與剛主在一起，不是一起上琉璃廠，就是在永安南里他的寓所裏談天，一坐就是一整天。除談學林近事舊聞外，更多的時間當然還是談書。剛主所藏《藝風藏書記》、《續記》，書上有繆荃孫晚年準備出售藏書時手批的售價。……剛主知道先生對繆批此書的喜愛，就連同另一部少見的王引之的《周秦名字解故》慨然相贈，並在《藏書記》上墨書題記。」
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尚未出齊，謝國楨先生便辭世，接到訃告，「黃先生惘然若失，回想自己與剛主先生二十多年的交誼，終日為之不怡。」先生擬了一副輓聯：宿昔侍游，雅譚追說雲輪記；只今歸去，遺稿猶存鮚埼書。以代唁電。上聯借藏書家繆荃孫來喻剛主先生的藏書，並述己之追懷；下聯又以先生治學之功可稱全祖望之治明季史事，典雅合宜，沒有深情與厚學是寫不出來的。
粗略讀完《編年事輯》，最讓我感慨的便是兩位先生這一段說不上濃厚卻不涉名利的道義之交。落花無言，人淡如菊，兩位先生先後隱入歷史深處，這段交誼卻彷彿菊之清芬，幽而彌遠，令後來者追懷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