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果然比中國人聰明。
或者起碼比大陸人聰明。
今天如是，一百七十四年前已經如是。
先說現在：
日前，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在本港報章撰文，表示對香港民主普選問題，「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此話一出，即時惹來中港官員的口誅筆伐，就連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教授，也十分之政治正確地敬謝不敏。一場「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的大戲，就此盛大公演。卻其實，都中了英國人迹近「零成本」的政治魔法。
英國人畢竟是實用主義的一代宗師。
且說過去：
1839年的春天，林則徐雷厲風行禁鴉片，不惜斷絕廣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圍起來，並把十三行裏的中國人都撤出，然後嚴禁一切外國人出入，變相把他們監禁，還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
這段歷史，寫得最言簡意賅的作品，就是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這本書著於1938年，斷版多年，日前由香港商務印書館翻印。作者蔣廷黻（1895-1965）乃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曾任駐蘇、駐美大使。他在《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指出，當時在十三行裏約有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監督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內。義律眼見當時英國在中國洋面只有兩隻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無法到廣州，深知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但「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們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國商人把煙交給林則徐，他是教英商把煙交給他，並且由他以商業監督的資格給各商收據，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為大英帝國的鴉片」。
一場商業糾紛就這樣上升為政治糾紛，一宗地區事件就這樣上升為國際事件。事實是，英國政府接到義律的信件以後，就派全權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領海陸軍來華。這時英國的外相是巴麥尊（Lord Palmerston），他打蛇隨棍上，不但索鴉片賠款、軍費賠款，並且乘機要求一掃舊日所有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
英國人帶着這張「購物清單」，所採取的策略自然不同於一般的兵戎相見。懿律率兵到了廣東，卻並不進攻，而只是封鎖海口，然後北上，派兵佔領並無軍事設備的浙江定海。這消息傳到北京之後，清廷憤懣極了，急忙調兵請餉，「道光皇帝最怕花錢，於是對林則徐的信任就減少了」。果然，沒多久，道光就在上諭裏痛罵林則徐，轉過頭就革了他的職務，換上被英國人賄賂了的直隸總督琦善。
所謂的「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應作如是觀。
回到未來：
英國人忽然重新關心香港人的福祉，自然不可以等閒視之為「良心發現」。更接近事實真相的分析可能是，英國人眼見連香港巴士這些小恩小惠都給了內地的比亞迪，進一步確認必須重新在香港問題上發揮影響力，這樣才可以增加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
當然，這並不表示再一次身處中英夾縫之中的香港人必須「明哲保身」。證諸中英前途談判的歷史，香港人如果懂得爭取「國際同情」，是可以為自己爭取到最大的利益的。退一萬步說，香港人在中英前途談判期間，起碼講句說話都可以大聲一點吧。
餘下的問題是，香港人如何可以做到「不負如來不負卿」？
最後，必須補一筆，對於中國人未能吸取鴉片戰爭的教訓，及早開展維新，蔣廷黻點出三個根深底因：「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要國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飯碗的搖動。我們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謫，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不幸，這三個根深底因，只需與時並進稍為更改一些字眼，至今仍是改革難以推行的根本原因，以至一代又一代的林文忠公，一個又一個的鬱鬱而終。
蒙啟明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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