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劉香成樂意把個人生平拍成一部傳記電影，那或許會比Hunter S.Thompson的《The Rum Diary》更為好看。同樣作為新聞記者，他們都在某個國家變革最為激烈的時候身處其中，他們在此工作，生活，同時又能以局外人的身份進入更寬闊的視角。和那位美國記者Hunter一樣，劉香成也無法置身事外，他用自己的情感方式介入了這個國家的特殊時代。
撰文：鞠白玉
紅領巾與黑紗
劉香成身上流淌的是中國人的血，但作為五零後的一代他幸運地未被政治浪潮裹攜，香港島給他那知識分子父親一個避風港，也給他一片自由天地。儘管他幼年時曾因父母堅信「還是內地的教育好」被送回福州讀書，他參與過撿石頭、捉麻雀這樣的全民行動，也曾為華僑身份得不到紅領巾而暗自失落。在1961年，越演越烈的政治浪潮終於讓父親下決心將他接回香港。臨別時，學校終發給他一條紅領巾。「戴着它很舒服。」他仍能回憶起半世紀前的那一瞬間。
這個直到九十年代仍然掛在大陸小學生脖子上的紅色標誌，意味着集體的認同─—集體性是學生受到的最初的共產主義教育。他離開大陸去香港，脖子上是他這一生和內地最具政治關聯的符號。文革初期他曾到廣州最後一次探親，理髮的時候有人命令他站起來，一同念完毛主席語錄才被允許坐下理髮。之後他回到了香港，之後席捲全國的政治風暴和他沒關係了。
十年他去紐約讀國際關係，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圖書館去看與中國有關的東西。當他把興趣投向攝影，他的老師是七十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攝影大師Gjon Mili，他是幸運的，因為Gjon從不執着技術，只是喝着威士忌咬着蘋果讓他學會觀看方式。
他喜歡Henri Cartier-Bresson鏡頭下的中國，畫面裏是他陌生的祖國。可是他轉向了歐洲，他要看世界。他在西班牙拍攝獨裁者佛朗哥的紅帽支持者，同時結識了社會黨領袖岡薩雷斯，在葡萄牙拍共產黨的競選歷程，直到他在法國的報紙上看到毛去世的消息，他知道自己應該去中國了，或者說，回到中國。
「毛不在了，人們戴着黑紗面色沉重悼念他，但又似乎終於有甚麼是放下了，很難說是放鬆或是別的甚麼。在這個轉折點，我一定要去報道這個時刻。」
短暫的靜謐
少年時就白了頭髮的劉香成有着獨特的紳士派頭，他在京城中心的四合院私宅裏隨意坐在石榴樹下，頭頂上的天湛藍，蒼穹似不曾變幻，他身處之地的時代卻幾經輪轉。而他都記錄下來了。他的從容和他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有關，和紐約的求學與巴黎的歷練有關，更重要的也許是他的眼睛看過世界上不同國家文化與意識形態下的人類生活，他的心體驗過他們。
毛去世以後的中國陷入一種靜謐，隨時有各種變幻之前的短暫靜謐，人們心照不宣又在試探摸索。古老中國在被政治剮得面目全非之後，西方的文化涓涓細流般從各種渠道滲入進來。年輕人喝着可樂燙着鬈髮，他們身上還是文革時最為時髦的舊軍裝軍帽，臉上卻架着墨鏡，他們仍然愛在天安門前合影，喜歡長城和故宮。他們終於有了消遣──成群結伙去滑冰或跳舞，手拉手，面帶微笑。
作為《時代》的駐京首席攝影師，他的鏡頭裏注入更多的溫情，他承認心內一直有個樸素的願望：記錄一個真實的中國。他拍遍世界，以一種超然冷靜，淡化着拍攝者的立場，他從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
充滿活力的劉香成在自己最好的年歲裏結識了很多朋友，他們曾是這個國家的先鋒派和精英，卻在幾十年的政治運動裏啞然閉口默默無聞，在私底下，他們的幽默和豁達卻絲毫未減。中國終不在毛的統治下，但他們老了。在這個熱情風趣的年輕人身上，他們彷彿看到了從前的自己。黃永玉、侯寶林、白樺，都是劉香成在七十年代末結交下的忘年交。他們教他如何品嚐時令美食，怎樣欣賞音樂，他們和他分享了大半生的經驗與智慧。
這真是新聞記者的最大幸運，你在記錄着時代裏的別人，其實是在完整着自己。
克格勃的重拳
他從《時代》跳到美聯社是因為能去更多的地方，之前在中國取得的成就，因為他的中國面孔而減分，「我要證明，我在哪裏都能做得好。」
他去當時正處在混亂中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陪克格勃（KGB）的情報人員喝了半年的威士忌才拿到進入阿富汗的簽證，隨他在戰場上目睹了蘇聯在這個國家的恣意橫行，四處是坦克和炮彈，和所有的戰地記者一樣，他總是力求離得更近，也總會九死一生。
在韓國漢城，他戴着防毒面具去拍奧運會期間的民主浪潮，以抵抗軍警對學生投擲的催淚彈，又從漢城轉至莫斯科，拍到了讓同行齊喊「FXXK YOU」的獨家新聞——在戈爾巴喬夫的告別演說上，他是唯一在場的記者。在戈爾巴喬夫將演講稿摔在桌上的一刻他按下快門，身後也挨了記克格勃的重拳。隨後他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出克里姆林宮。
這一年他和同事一起獲得普立茲現場新聞圖片報道獎。
回來是為了等待
九十年代購置的傳統四合院，劉香成用青磚綠瓦竹子，以及收藏的現代藝術和清代的鴉片床來裝飾，如同他自己身上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在世界各國的戰場和運動浪潮中度過十年的他最後還是選擇在中國生活，一個一身新聞理想努力實踐它的人，落腳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裏。
他很少談論相機，平時也不去碰，他和他的啟蒙老師一樣，不去談論技術。他們談論職業以外的一切東西時，職業的烙印反而會顯現出來。
他的過往經歷無異於一個戰士的戎馬生涯，戰士等到和平年代時，對於曾經，總是無從說起。他不說，也有一種回避，職業生涯太累了，累得超乎想像，每一張照片背後都是長途的跋涉，身上背負着八十公斤以上的攝影器材，衞星電話，到了戰地要架線，找衞星。聽到的全是呼喊，看到的全是炮火的碎片與仇恨。拍下這些是他職業的榮光，卻是個人記憶的不堪。
一個藝術家身後總有其無法究竟的宿命，他出生於此，隨父輩輾轉遷徙，從事報業的父親給他一個最初的新聞理想，他完成了，父親奮力讓他逃開的人類的政治活動，他卻四處奔走去目睹了，最後仍然回到他最初離開的地方。
在自己的作品書會上，他承認，回來是為了等待。他願意和他的祖國一起等待一個強大的時刻，但也同時看到在新媒體如此發達的時代，這個國家人手一部手機，電腦、微博、微信，隨時隨地可以瀏覽新聞，卻仍然沒有一個真正自由的媒體。這個國家會有年輕人和他一樣持着新聞理想，但這份理想很容易就被打擊和扼殺。
大半生都在馳騁自由的新聞記者，年過半百後的情懷同他的父親一樣，老派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沉重感。他們不輕易發表意見，謹慎着話語權，卻有自己的獨特方式。這些年來他一直在編輯出版圖片集，希望能從影像上梳理出一個可供人參考的中國社會形態史。解放，土改，反右，文革，改革開放，所有這些名詞都不應該是抽象的，它應該活生生地在人們面前展現。
他不認同外國人用文字和圖片描述的一個中國社會，血統和資歷注定他是最合適的展示者，但他也承認他至今其實也沒看懂他的祖國，「有時覺得明白了，又不明白了。」
劉香成
美籍華人，著名攝影家。1951年生於香港，曾任美聯社記者，《時代》周刊駐華首席攝影師，時代華納集團中國首席代表，梅鐸新聞集團常務副總裁，劉香成現為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高級顧問。劉香成因出色報道蘇聯解體等重大國際新聞，1992年獲普立茲現場新聞攝影獎。作品集《毛以後的中國1976-1983》、《中國夢》、《上海：一座偉大城市的肖像》等，編輯出版《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清末民初的影像中國》、《中國：一個國家的肖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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