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的，兩個多月前畢業的季節，一群群頭戴方帽的哥大學子，身着淡青色長袍，擁擠在大草坪上，熱鬧地互相慶祝的那天上午，我和東亞系的W君，在巴特勒圖書館六樓善本和手稿部，於靜謐中檢閱老舍檔案，最感到迷惑和鬱悶的，莫過於翻不了幾頁，就要碰到陌生人名，尤其是用威妥瑪拼音書寫的中國人名──他們是誰，名字用中文怎麼寫，和老舍甚麼關係；一下子，說是說不上來的。比如，一通英文手札，日期為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是老舍回國前，寫給代理人的最後信件，寥寥幾行字，只為留一個通訊處，方便他到了香港，還能接到郵件，其中指定的收信人叫侯寶璋，是香港大學病理系教授。這位侯先生，彷彿老舍文章談過，但詳情卻不得而知。
隔天翻看文集，發現兩人關係，果然很不一般：既是老同事，還是好朋友。抗戰前在濟南，同為齊魯大學教授，一在醫學院，一在文學院。侯先生也是有名收藏家，曾得老舍贈詩：「餘錢買字畫，斗室傲雲煙；心悅為珍品，神遊樂自然」。此詩還有小注，曰「又我兄與予有同嗜，餘錢輒換字畫，悅心則取，不以真偽年代多自縈繞」，其中的「又我」，即侯先生的字。「七七事變」後，老舍顛沛流離，經武漢輾轉至重慶，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侯先生則隨校內遷成都，出掌華西齊魯聯合大學病理系。兩人不再共事，但交誼未受阻隔。老舍說，他到成都辦事，就住侯先生家中──「侯寶璋先生給我在他的客室裏安了行軍床」。在一九四二年的《青蓉略記》裏，老舍對此事所述甚詳：
在蓉，住在老友侯寶璋大夫家裏。雖是大夫，他卻極喜愛字畫。有幾塊閑錢，他便去買破的字畫；這樣，慢慢的他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先賢的手迹。這樣，他也就與西玉龍街一帶的古玩鋪及舊書店都熟識了。他帶我去遊玩，總是到這些舊紙堆中來。成都比重慶有趣就在這裏──有舊書攤兒可逛。買不買的且不去管，就是多摸一摸舊紙陳篇也是快事啊。真的，我甚麼也沒買，書價太高。可是，飽了眼福也就不虛此行。
不用說，老舍由三藩市坐船回國，經檀香山、橫濱和馬尼拉到香港，寄居之地，又是侯先生府上，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四天。上一年，侯先生剛從英國講學回來，在香港大學病理系做主任。值得注意的是，侯先生旅英之前一年，即一九四六年，也還曾應邀赴美國訪學。這就是說，老舍和侯先生，不僅是同事、好友，還是「同年」──同一年為美國人選中，加入同一文化交流計劃，但一為訪問學者，一為「文化使者」。
嚴格講，老舍他們參加的項目，全稱「國際教育和文化交流計劃」，歸美國國務院負責，肇始於一九四○年，最初面對的只是拉美國家。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加強援助中國抗戰，首次於西半球以外，特闢對華關係項目，在教育、公共健康、衞生、農業和工程學諸領域，給中國學界以切實支持。一九四二年九月，費正清代表美國政府，經印度和昆明，抵達重慶，直接介入對華文化關係規劃。他認為，「中國人會像日本人所曾做過的那樣，接受我們的科學技術。但他們對現代科學技術的吸收，也未必會使我們聯合在一起，它或許只是給予了中國反抗我們的力量。當然，要把中國變成跟美國一樣，並不是我們的目標，而且也不可能。但我們的目標，是要在美中兩國之間，建造一個共同的立場」。
在費正清斡旋和推動下，從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七年，二十六位中國學者和文藝家，分四批受邀赴美。需要指出的是，參加前三批的主要是大學教授，多為知名人士，金岳霖、費孝通、陳序經、楊振聲、林同濟、梅貽寶、嚴濟慈、陶孟和等榜上有名。唯獨最後一批應邀者，也就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入選的那些人，不光有張孝騫、侯寶璋和趙九章等五位學者，另外還有三位文藝家，即老舍、曹禺和葉淺予，代表中國的小說、戲劇和美術界。
文藝家破例受邀請，也是費正清的主意。他說，「美國人在系統地闡述我們美國文化的價值準則，即我們現在稱之為民主生活方式上，一直落後於形勢的要求」，但蘇聯人做得卻好很多，比如「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美術展覽，吸引了成百上千的觀眾。它有一個對外開放的茶室，有意識地盡力介紹俄國在藝術、思想和文學上所能提供的精華部份」。因此，他希望從根本上，影響中國的知識階層，讓他們在潛移默化中，自願接受並宣傳美國民主思想。他進而建議國務院調整策略，不僅接近重慶的文藝界，甚至把橄欖枝伸向共產黨，歡迎周揚、歐陽山尊、聶春榮和陳淩風（後換為李蘇）等人訪美。他說：
……必須以高於《生活》雜誌的水平，來尋求同中國知識分子的聯繫。所謂比較高的水平，指討論的應當是生活道德準則，是我們為甚麼這麼做，而不是我們怎樣做。它是通過文學、藝術、戲劇的形式，簡言之，它是通過「文化媒介」來表達的。它對富有創新精神的追求新觀念、新藝術形態的作家，而不是對銀行家，產生感染力量。
由學界而文藝界，美國的「文化外交」，寄寓了特殊的新意。但為何老舍成為首選，以往並無定論。比較多的說法，是一九四五年《駱駝祥子》英文版暢銷，老舍人在中國，聲名卻紅遍美國。此時不請他，還能請誰？再者，就是俄國人捷足先登，邀請左翼領袖人物郭沫若和茅盾，相繼訪問蘇聯。美國步人後塵，面對的不二人選，只能是最有影響的中間派老舍，更何況他公開說過，「我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誰真正抗戰，我就跟誰走，我就是一個抗戰派」。
老舍一向不偏不倚，主張爭取中國的自由，和人民的福利，是公認的「自由主義」作家。但等到《駱駝祥子》出來，美國人卻又聞出裏面的「美國民主」味道，把老舍幻想為「自己人」──在故事的結尾，臨刑的清華女生，一路高呼的口號，比如「出版自由」、「打倒秘密警察」、「反對奸詐政客出賣正義」、「驅除政府腐敗」和「言論自由」，難道不是美國民主思想的表現？很遺憾，無論費正清，還是其他國務院官員，其時都辨不出，進步女生，還有她的口號，並不屬於老舍，而是小說翻譯者、也是他們的外交官同事羅伯特．斯賓塞．沃德（筆名伊文．金），曲意逢迎本國人心態，擅自竄改原著的結果。
美國人無疑是誤讀了老舍。但費正清選中老舍，部份原因是出於個人偏愛，卻明白無誤。在他一九四六和四七年間寫的《美國與中國》中，費正清介紹中國文學，推薦十一部譯成英文的中國書，有長篇小說，也有短篇小說選集，而其中老舍所佔比例，遠在他人之上。五部古典文學中，《金瓶梅》的艾吉敦譯本，是老舍在倫敦時，幫助翻譯而成。六部現代文學作品中，和賽珍珠的《大地》比肩並立的，就是《駱駝祥子》；王際真編譯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裏，所收老舍也最多，足足五個短篇。以余英時的觀點看，費正清這部書，是「一部銷行很廣、影響很大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差不多成了美國一般知識階層認識中國的一本入門書」。因而也可以說，顯然，老舍能進入美國文壇，以至回國後，還能加入「美國作家協會」，費正清發揮了獨特作用。
一般以為，老舍到美國去，用他給趙太侔信裏的話說，是去宣講「中國的現代文藝」，也是「為了個人，出國休息休息」，在「向美國人講講中國人民的生活，盡力使美國人對中國發生新的認識」的同時，讓他們「認識中國新文藝有如何的成就」。不過，前些年在馬里蘭的美國國家檔案館分館中，新發現了老舍為參加交流項目，呈交美方的「我的訪問計劃書」。在這份陳述中，他所表達的「意願」，是國內以前從未聽說過的。他說：
承蒙國務院邀請，讓我以小說家身份，前往美國訪問，鄙人深感榮幸。感謝國務院的盛意和關心，讓我得到如此寶貴的機會，能去參觀和學習，也是我期待已久的。
一個偉大的國家，在為期四年的全球戰爭中，通過艱苦卓絕又慷慨無私的英勇奮鬥，勝利崛起，相信依靠的不單單是軍事威力，和工業優勢。傳統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自由和正義理念，以及對世界和平與民主的堅信，使得美國人民長久以來，積極獻身於「人類良知」的事業。高尚的決心，和美國人民與生俱來的青春永在的秉性，鼓舞許許多多美國的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在這個冷漠又衝突不止的世界裏，盡其所能，無私奉獻。
對支撐美國文化成就的精神，有所認識、理解和吸收，哪怕所得微不足道，但對於一個有上千年文明，卻在民主制度方面，仍是一個剛剛蹣跚學步幼童的民族，應該是極有裨益的。在艱辛的國家復興和建設中，我相信，我們需要付出很多，但需要吸納的則更多……我衷心期望，能把在美國學到的一切，傳遞給我的同胞，對促進兩國互相理解，略盡綿薄之力。
有人猜測，申請書裏的言辭，未必是老舍真心話。或許，是他為了討得美國國務院辦事官僚好感，不得不敷衍的「官樣文章」。但也不妨看作是，當年有進步傾向的文藝家，或者對國民黨政府不滿的知識分子，對籠罩着光環的美國民主制度，所普遍寄託的一種幻想。雖然從事後看，美國人對老舍的拉攏，最終是失敗了。和他同期，以及在他之前，參與對華文化合作項目的教授、學者和文藝家，後來也大多放棄了美國民主，回到新中國，包括老舍的至交侯寶璋教授。
同老舍分手後，侯先生又在香港任教多年，受周恩來總理鼓舞，於一九六○年回到北京，任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他不僅人回來了，還把歷年收藏帶回來，將其中兩千多件文物，悉數捐給國家。一九六四年，故宮博物院專門舉辦「侯寶璋捐獻陶瓷書畫展」，表彰他對祖國的熱愛，和他為古物回歸所做貢獻。一九六七年三月，在文革風雨飄搖中，侯先生因心肌梗塞突發去世，享年七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