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春夢落了空，我倒記得一九六九年新加坡國賓戲院刻骨銘心那一場：尚未化身柏林歌舞女郎的麗莎明莉妮，以醜小鴨姿態狠狠在校園談戀愛，後來保送珍芳達和梅麗史翠普進美國電影學院奪取最佳女主角金像獎的阿倫柏古拉，這回雖然順利替茱迪嘉蘭的女兒拿到提名，結果興高采烈捧小金人回家的卻是瑪姬史蜜芙。影片原名《不育的杜鵑》，獅城片商譯做《春夢永留痕》，那年聖誕前後我到香港探望爺爺，翻開報紙一看，熟口熟面的廣告上面印的名字換成《三月情花開》。
現在回心一想，約莫在六十年代中開始，南洋大部份的西片譯名都不再拾香港牙慧了──是片商有意識的文化小革命，還是因為香港地方特色日漸成型，和鄰近國家口味漸行漸遠，共通產生了隔膜？剛踏入六十年代，赤道邊緣的土著依然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應聲蟲，《賓虛》跟着叫《賓虛》，《六壯士》跟着叫《六壯士》，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就我行我素自立門戶，《仙樂飄飄處處聞》直譯《音樂之聲》，《名花有主》還原為《有情莫獻花》，《窈窕淑女》發小姐脾氣把好逑的君子摒棄門外，寧願追隨蕭伯納原著叫《賣花女》。明明思路雷同，用字也要另闢蹊徑，譬如打家劫舍的男女在維港署名《雌雄大盜》，來到蕉風椰雨地帶就變身《鴛鴦大盜》，法國那對享受第二春的情侶你們封為《男歡女愛》，我們便另賜《孤男寡女》的招牌，劃清界線絕不叨光。最極端的例子，大概是依莉莎白泰萊和米雅花露疑似磨豆腐的《秘密儀式》，登陸香港是詩情畫意的《雲雨巫山數落紅》，在新加坡則成了兇神惡煞的……《女色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