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發佈最新調查，以滿分100為基線，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評分都低於45分。這是特首一年多來的最低評價，「首度跌穿45分警戒線」，港大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因此認為，梁振英是否面對管治危機，值得探討。
鍾庭耀所謂的「45分警戒線」與管治危機的看法，多少危言聳聽：警戒些甚麼？狼來了？危機在哪裏？中環被佔領？不管是否拿雞毛當令箭，港大和中大的民調都混淆概念，魚目混珠，把操作等同理論，誤導民調的高低就是管治權力的民意基礎，分不清兩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又以事後的操作正當化先天的理論缺陷。
這種錯誤的假定不僅站不住腳，更可能讓非民選的特首利用民調的結果，宣稱某種管治的委任權（mandate），從而擴充政府的力量。民意可以操縱，只要運用得宜，包括落區、派糖或減稅等民粹手段，再透過新聞管理，掌控傳播媒介的報道，民調就可能走高。如果梁振英的評分高居不下（如遠高於50分），港人是否便應擊鼓而歌，同聲一唱？
民調的好壞與權力的正當基本上是兩回事，風馬牛不相及。在台灣，儘管馬英九總統的民調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他還是穩如泰山，人民動不了他一根毫毛。畢竟，他是民選的總統，有689萬張選票撐腰，即使很多人後來發現所託非人，生米已煮成熟飯。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民意支持度有時也下跌，他照樣大權在握。
民選的當權者如此，非民選的就更不用說了。在香港，梁振英的困局，跟前兩位特首一樣，不是民調支持度如何，而是從頭到尾，根本缺乏民選的正當性。689張票絕對比不過689萬張，他只要打通極少數人的關節，盡可指點江山。既非民選，民調的作用不會加添選民監督的壓力，其副作用是讓當政者有機會操弄人民的心理，設法合理化自己的所作所為，亦即擴張政府的權力。
Benjamin Ginsberg在"The Captive Public: How Mass Opinion Promotes State Power"中的一些見解對香港的民調應有些啟示。他指出，民意的形成固然加深公民的重要性，但也增進國家機器的利益。經由對人民心思意念的掌握，政府可以馴化大眾信仰，干預流行意見的內容，限定群眾意見的影響，並駕馭民意的力量已達自身目的。新加坡的民意調查是這方面的典型。
在任何民主國家，不同民意調查都顯示類似結果，表示一般人民所見略同，對當政者來說，無疑是個警訊。如果民選行政官員的民望持續下跌，下一回的選舉不免凶多吉少，到底民調往往是民意的常用指標，尤其是歐美的代議民主體制。
由於歷史因素和政治現實使然，香港特首並非民選。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怎麼說也談不上民主，最大癥結是機會的不均等：不是每一個香港公民都有投票的權利。正因為機會不均等，後果的不均等──只有特定的候選人才可能當選──也就可以預期。
梁振英出任行政長官不過一年多，被自由黨主席、立法會議員田北俊批評是個錯誤。這個錯誤毋寧是必然，不是偶然。欽定，頂多反映小圈子背後的意識形態偏好，無涉民心向背。梁振英的民調走低，很多人歸因於施政太差，咎由自取，卻忽略了他根本不用在乎民意支持與否。
一個非民選的當政者顯然不必對人民負責，既然人民沒有一點折衝作用，例如罷免或在改選時掃地出門，民調也就沒有太大意義，充其量是個噪音或新聞話題。民意與政府的作為脫鈎，是目前香港政局的難堪處境。這是為甚麼普選的逼切，從民氣之凝聚看，已如箭在弦上，掌弓的人大可放手。否則，民意如流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
民意包含認知（cognition）、感受（affection）與行動（action）三部份，認知（梁振英是特首）或感受（奸狼）可以透過行動（上街遊行要求他下台）具體表達。反之，經由示威抗議，我們不難推斷反對者的意念或情緒。民意的測度有很多標尺，民調只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它在近代已逐漸演變成唯一的指標。
就力量來說，行動勝於感受和認知。不管用手或用腳，一旦人民大規模投票，洶湧的人潮可以如海嘯，洪水過處，摧枯拉朽。在民意與選舉直接相關的民主國家，如歐美各國，民調的高低便是政客成敗的關鍵。在抽象層面，選舉是檢驗民調作為民意基礎的終極標杆。以美國總統大選為例，從1952年起，投票日前的最後全國民調都符合開票結果。
沒有可能的行動做後盾，認知和感受便只會永遠停留在醞釀或發酵的階段，成不了氣候，甚至帶來Ginsberg所說的反效果。這正是港大或中大有關梁振英民調的盲點：兩者都想當然爾的假設特首會因支持率低迷，而勵精圖治，積極回應人民的意志。不然，民調何用？其實，他的管治權力既不來自人民，人民的聲音也就無關痛癢。
民選，雖未必選賢與能，有輸有贏，更不可能皆大歡喜，一人一票卻是運用民意監督官員的最有效途徑。梁振英既非民選，民調又奈他何？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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