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對佔中有保留的人，並不是原則上不認同公民抗命的理念，而是因為對手是中國共產黨。以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認為中國共產黨以其黨性是不會被脅迫到的。不少人都擔憂佔中會演變成「八九六四」，以鎮壓流血收場。因此，他們不相信佔中的公民抗命行動，能透過公民抗命者的自我犧牲就可以改變得到現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人，就是以習近平為首的共產黨新領導班子。既然公民抗命行動不會成功，那就不要作無謂犧牲了。
當然我們不可能知道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央政府會否因公民抗命行動而改變對香港政改的立場，因我們欠缺充份資料作分析。上述悲觀的看法主要是以過去多年中國共產黨官員的表現推算出來的，是基於對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官員的一些假設。在沒有其他可靠資料下，這樣的想法也是合理的。我也沒有甚麼內幕資料可讓我們更明白中央官員的想法，但我可以指出幾點不用爭辯的事實，讓大家可以有更多客觀資料以判斷中國共產黨在佔中一事上，最終會有可能採取甚麼立場。
第一點客觀事實是──習近平不是鄧小平
這事實對判斷中央政府會怎樣看佔中有甚麼意義呢？首先，以鄧小平當年在黨內外及國內外的權威聲望，要下命令鎮壓也是極艱難的決定。後來他也要經過非常大的努力才能挽回因鎮壓在國內外產生的政治壓力。習近平個人及整個領導層，都不享有與鄧小平相近的權威。假設真的要鎮壓，他們也知道自己未必擁有相等的政治能量去平復由鎮壓所產生的政治震盪。
此外，習近平這一代的領導人與鄧小平那一代共產黨領袖最大的分別，是他們已不是以革命鬥爭起家。即使鄧小平是他那一代人中最為務實，但他的血液裏仍是流着革命家的血。相對來說，習近平是官僚多於是革命家，而官僚處理問題多是依靠理性分析及利益計算，而非意識形態的鬥爭思維。這會影響習近平以甚麼作為決定的指標。
第二點客觀事實是──香港不是北京
六四發生在北京，而在全球化程度、市民的民主及人權意識、法治的程度等，北京與香港都是有不少的距離。這些分別都是中央政府在考慮如何處理香港問題時所不會忽略的。雖有人說香港現在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遠不及八、九十年代，但怎樣說香港仍是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發展的角色，暫仍是沒有任何國內城市可替代的。當然這不是說香港是無可替代，但一旦出現鎮壓，那必會即時摧漽「一國兩制」，問題是為了政改的問題是否值得付出那麼大的代價。
第三點客觀事實是──2014年不是1989年
這對中央政府就佔中的取態又有甚麼意義呢？自89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式起飛，由經濟改革帶來的改變，不單是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人民的意識也有改變，對普世價值的追求變得較以前強烈。此外，正是有了六四，這歷史事件是一項對所有人的提醒，讓所有人都明白在處理衝突時，不恰當的方法會帶來對各方極大的傷害。因在2014年發生的佔中有了六四這寳貴的歷史教訓，令佔中是否會出現鎮壓多了一重考慮。
這些客觀事實並沒有任何爭議的成份，當然如何詮釋這些客觀事實必有主觀上的差異，而這些客觀事實也未必能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但至少是一些大家都能看得見的事實。這些事實至少會在某程度上影響中央政府官員在處理佔中時所能有的選擇、判斷及最終的決定。這也會幫助港人去判斷佔中的公民抗命行動會否成功，及會否引發如六四般的流血鎮壓，從而決定他們是否反對、同情、支持、甚或參與佔中。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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