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那一年，看了一部電影，叫《Mississippi Burning》。至今還記得，從漆黑的電影院出來時的感覺：原來人面對不公義，內心的激動是那樣的。那一年，這種激動特別多，也特別大。
電影改編自真實歷史。1964年的密西西比，南下為黑人選民登記的三位民權人士，被當地三K黨和警察截停，近距離開槍殺死，棄屍水壩。其中一名死者，是21歲白人大學生Andrew Goodman。之前一年的今天，他和25萬美國人肩並肩，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的台階前，聆聽了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演說。
Goodman他們死後，聯邦警察介入調查，州政府竟拒絕檢控犯案者，聯邦政府檢控的18人只有7人罪成，但也獲得輕判。案件引發的民間怒潮，卻間接促成後來的民權法案和投票權法案通過。
那個年代的黑暗，今天似乎難以想像。《我有一個夢》50周年前夕，馬丁路德金兒子接受《蘋果》訪問，他鼓勵爭取民主的香港人不要放棄；當年民權運動的抗爭，就是無數人的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發揮的力量令整個制度招架不住，繼而改變。
馬丁路德金當年說，他們來到華盛頓，是要「兌現支票」，那張寫在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的契約：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同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兌現這張支票，他們面對的是暴力甚至死亡的威脅。他們的抗爭，是超過一個世紀、不止一代人的努力。
陳健民昨日說，也許五十年後，我們的子孫會覺得，香港今天一小撮人掌握比其他大部份人更多的公民權利，是不可思議，正如今天回看半世紀前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會覺得匪夷所思。我希望，到了那一天，我們可以自豪地對子孫說，這是因為當年我們沒有放棄。
面對不公義時內心的激動，叫良心。因為良心，所以有夢想，夢想有天消滅不公義。但只有夢想並不足夠，還需要勇氣。勇氣並非無懼，克服恐懼，才叫勇氣。
陳沛敏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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