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港報和滬報刊文，記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老報人陳凡為香港《大公報》副刊「藝林」，遍訪內地名家邀稿，致該版群星璀璨，高手雲集，後來彙集佳作，編成《藝林叢錄》十冊，也留下一段文壇佳話。實際上，陳凡此舉不僅僅為「藝林」，而是包括他負責的所有副刊，題材也不限於琴棋書畫、語言文學、歷史地理和文人掌故，如前上海《文匯報》社長、總編輯徐鑄成應邀撰寫的，大都是民國時期的政壇秘辛。
陳凡邀稿的經過，我在徐鑄成先生門下讀研究生時聽他道及。一九五八年，他被劃定「右派」後，不光撤去所有職務，行政級別也降了六級，月薪從二百七十元減至一百四十元，加上調去出版局，不再享受報社每月百元房租津貼，只得退掉所住五間正房的三間，由原單位分給他人入住，但仍需支付每月五十元房租，而家中還僱有保母，家計變得非常拮据。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石西民知悉後，趁陳凡到滬時關照其向徐鑄成約稿，有心讓他以稿酬貼補生活，但限定文章只能用筆名發表。說起來，徐鑄成還是陳凡的老上司。徐從一九二七年起在《大公報》前後工作十八年，當過記者、特派記者、編輯、編輯主任、桂版和滬版總編輯，其中一九四二年初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主持桂林《大公報》時，陳凡任記者、採訪課副主任。
以不同筆名給《大公報》撰稿這段往事，在《徐鑄成回憶錄》（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1月）「一九五九年」一節有極簡略的記述：「我兩年前『戴帽』時，受降職降薪的『寬大』處分，撤去《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並撤銷全國人大代表等公職，薪級被降下六級。時我母親尚健在，每月收入，輒賴出售舊衣補貼。後由石西民批准，為港報寫稿，得以幫助。」這裏，對陳凡邀稿未著一字。該書「一九六三」一節，涉及寫稿之事又記一筆：「港友集我在《大公報》發表之軼事、掌故，在港出版單行本，並代取名為《金陵舊夢》。我僅得一冊，後且為市政協某領導索去，迄未歸還。」《金陵舊夢》係香港致誠出版社出版，屢次再版，收有〈從交易所到北伐時期的蔣介石〉、〈閻錫山軟禁馮玉祥〉、〈閻老西反蔣從假到真的內幕〉、〈蔣介石翻雲覆雨的本領〉、〈內憂外患中的兩個「九．一八」〉、〈「十日主席」閻錫山〉、〈蔣介石湯山軟禁胡漢民〉、〈寧粵分裂的趣劇〉、〈何成竣養蛇弄笛〉等文。經手此事的「港友」是誰，徐鑄成沒有寫出姓名，但無疑以陳凡的可能性最大。
前不久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徐鑄成日記》，內有多處給陳凡寄稿的記載，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記「下午，抽空寫了稿子二千餘字，題為〈王國維之死〉，估計可寫五千字」；又「十一月十一日」，記「上午，又抽空寫稿，迄午後二時，已將〈王國維之死〉寫好，共計六千字，寫作相當快，內容亦較充實而嚴緊（謹），回家前，購郵票五角，準備發出」；再如該年「十一月廿四日」，記「上午未上班，在家寫好〈記三個張人傑〉，兩千三百字，連同前天寫的〈再談王國維之死〉（一千四百字）寄給陳凡兄」。據日記提及，徐鑄成在「大公園」發表的，還有〈蔣介石的結婚和投降〉、〈蔣介石、陳其美及陶成章〉、〈曹汝霖與汪榮寶〉、〈柳亞子兩填金縷曲〉、〈魯迅與教育部僉事〉、〈早年的孔祥熙〉、〈唐天喜和李嚴青〉、〈吳佩孚與張其鍠〉、〈記張自忠的轉變〉、〈記錢玄同〉和〈蔣介石與張宗昌〉等。不光是寫作、郵寄，連領取稿費以至對經濟狀況的改善，日記裏也有記載。如一九六五「十月十八日」，記「《大公報》通知〈曹汝霖與汪榮寶〉一稿已登出，稿費五十六元，如此，下月家用補貼可以不成問題。希望今年還能登出兩三篇稿子，則今年的經濟情況不至窘迫了」。又如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記「《大公報》通知，上月下半月登出短稿兩篇（〈早年的孔祥熙〉、〈唐天喜和李嚴青〉），稿費共十七元七角，擬為霖孫購大衣。本月分（份）別處無款寄來，賴此挹注」。然而，隨着文革風暴匝地而起，一批他所熟悉的文化人開始被批判、揪鬥，鄰居吳樸、老友李平心不堪凌辱自盡，而所在單位也貼出針對他的大字報。他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廿六日」寫道：「往事和今後事均不敢想矣。」稍早數天的日記，已沒有任何關於撰稿的記錄了。
儘管這段撰稿經歷純屬「為稻粱謀」，且不能署上自己的本名，徐鑄成回想起來未必愉快，但又何至於在回憶錄中述及此事時對陳凡隻字不提呢？其間的原委，是在他一九八五年三月開始寫回憶錄之前，與陳凡已心存芥蒂，或者說，是「交惡」了。一九八○年，徐鑄成的「右派」獲得「改正」後，獲任文匯報社顧問，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先後出版了《報海舊聞》、《舊聞雜憶》等書，還在香港《新晚報》開專欄「海角寄語」，又給《明報》寫「上海書簡」專欄。不知何故，這一切遭致時任《大公報》副總編輯的陳凡不滿。他從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起，在「大公園」發表〈《大公報》在港複刊的時候──勞生碎夢錄之一〉，連載了十多天，不料後半段的三篇脫離題旨，以他在桂林時期曾敬佩的「新聞界老前輩」指代徐鑄成，大肆攻訐，指摘其有關《大公報》的回憶及評價不符事實，嘲諷其為報老闆的高稿酬而在《明報》上勤寫專欄，還轉錄其在《新晚報》「海角寄語」專欄中矛頭指向毛澤東的〈他站在哪裏〉一文並揭斥有違「四項基本原則」，更對一九八二年六月號北京《讀書》上一篇有關《報海舊聞》的書評加以批駁，甚至翻出歷史上徐「幾乎被《大公報》『炒魷魚』」的舊事。最後，陳凡乾脆讓讀者把該文「當作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或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以示與徐徹底絕交的立場。這三篇罵人文字，邏輯紊亂，語詞粗鄙，徐鑄成看到後，既驚又氣，認定陳凡是在《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唆使下寫的。有一天，他給我看寫在《明報》專欄的〈大地奔馳〉一文的剪報。該文寫他當月乘火車赴京的沿途見聞，卻有一個相當突兀的結尾：「趕寫這篇書簡時，窗外傳來一陣陣汪汪聲，令人煩厭。推窗一看，有一個老婦，穿着洋裝，妖裏妖氣，她正在逗一頭吧兒（指小哈巴狗），擲給一塊糖，牠就搖動尾巴，汪汪幾聲。這類吧兒，這幾年已不多見，是稀有品種了。」顯然，他把陳凡比作哈巴狗，身穿洋裝的老婦是誰便呼之欲出。但讀者看到這個明顯虛設的場景，肯定一頭霧水，不知所云。幸好此事沒有持續和擴大，徐先生不久後對我說起：「《大公報》的朋友帶話來，講陳凡精神上出了毛病，叫我不必跟他計較。」以後，未聞他再提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