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回歸後，特首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的民望曾經甚高，市民對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任度也相當高。這說明儘管中共的往績給香港人的印象不佳，但一來本土意識相當薄弱，二來適應能力超強，使香港人能夠接受一國兩制。假如香港能保持開頭兩年的體制，即特首只是類似以前港督的角色，整個管治由政務司司長統領公務員隊伍去行事，那麼香港的局面縱有變也會變得慢些。
2000年江澤民在澳門回歸一周年大會上說：「行政長官既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也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這表示中央要求特首從政務司司長手上收回統領各政策局的權力。於是帶來2002年推行高官問責制的關鍵改變。問責制的政治問責，在社會沒有政治基礎，非政黨政治使特首在立法會沒有票，政治問責變成一方面施政向影響經濟甚而具影響中央能量的富豪傾斜，催生出地產霸權，另方面在政治上不得不越來越聽命於中央。原來公務員聽命於法律的傳統漸被人治蠶食，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矛盾日漸尖銳。
03年沙士從大陸傳來引起香港人的警惕，董政權推行23條立法牴觸了香港人自由法治的底線，於是出現50萬人大遊行。這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初次覺醒。中共對大遊行的政治訊息高度警覺，對香港內部事務開始干預，並以開放自由行滲透香港的社會經濟。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比例雖小但人數眾多的權貴，他們從過去尊重香港基本法和法制，變成對香港傲慢。十年來，中國權貴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權貴們利用香港洗錢和作為移居海外的跳板，香港固有的法治、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廉政，都對中共權貴在香港的活動不利。因此，如果說，鄧小平當初要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是認為香港原有的自由法治對中國發展有利的話，那麼香港如今繼續維持這種核心價值就是對中共權貴利益的極大牴觸。
16年來，中國變了，香港變了。中共及大陸社會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侵蝕，使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的本土意識從03年開始一路升溫。社會運動從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一直到反蝗、反大陸孕婦、反雙非、反大陸人買奶粉、反水貨、反大陸劣質文化、反一簽多行，針對特府施政，則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反「中港融合」的所有政策。社運的所有出發點和目的，都基於抗拒大陸的本土意識。
香港人本土意識是被中共逼出來的。本土意識的覺醒，本來是民主發展的社會基礎，但香港的主流民主派長期在中國意識主導下，對近年所有的守護本土的運動，若非缺席也是反應遲緩。這種受原有經驗限制的先天缺陷，使大中華民主派的社會意識漸被本土派意識凌駕。政治上，公投、政改兩役，更使民主黨陷於邊緣化。最近，民主黨關於普選的提名委員會的設想，在網上惹來一片罵聲。筆者相信，同一設想若在十年前提出並促成普選，社會上贊同的聲音必多於反對。但時代不同了。
溫和民主派不能與時並進地融入本土派，仍然謀求與中共妥協，反過來進一步刺激了本土派，使他們的聲音與行動更趨激進。在對中共失望和激進派刺激下，主流民主派決定參與佔中。佔中是溫和民主派的激進化舉動，也是溫和激進兩派融合的最大公約數。但「和理非非」的佔中，不能滿足激進派的勇武要求。
近年凡有主張本土化、排斥大陸的文章，包括如主張港獨的文章，網上點擊都超高，留言也獲大幅度支持。比如8月9日陶傑在名采的「海嘯來了」，點擊就近十萬；凡主張「和理非非」或已被標籤為大中華派人士的文章或關於他們主張的報道，就受到冷落和批評冷嘲。本土化和激進化，在香港網絡世界幾乎是壓倒一切的形勢。
從現實政治去考量，龐然大物的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全面入侵，香港人是避無可避，就力量對比來說，也懸殊得令香港人的本土自主抗爭全無勝算。因此，面對疑似共產黨員的特首上任後一切倒行逆施而香港人又奈何不得的局面，許多人又準備逃了，移民潮又開始出現。但也有許多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擁抱本土意識決心為民主抗爭到底。當前形勢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不會改變，梁政權的「黑社會主義」化和配合中國權貴肢解民主法治廉政的方向不會改變，香港爭民主反沉淪的本土化和激進化抗爭的潮流也不會改變。網絡世界所表達的聲音是：爭，無勝算；不爭，香港就坐以待斃。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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