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梁振英的「小題大做」，要教育局提交「林老師報告」，相信沒有任何一位中共政治局常委比習近平更清楚、更明白、更有切膚之痛！
因為，習仲勛，習近平的父親，正是一宗現代文字獄的主要受害人。
梁振英最近策動的「林老師報告」令人想起1962年的「《劉志丹》案」。
劉志丹最為中共稱頌的事迹，是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在陝甘寧邊界建立革命根據地，令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實為「長逃」）隊伍，總算有個落腳終點。1936年，劉志丹被國民黨軍隊打死，年僅33歲。
1954年，也就是五十九年前，劉志丹弟婦李建彤獲邀撰寫一本歌頌劉志丹的小說。李建彤於1957年正式動筆，1959年內完成初稿、第二稿、第三稿，然後邀請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審閱。李根據習的意見修改，於1961年初寫出第四稿，翌年寫出第五稿，並廣泛諮詢黨內同志的意見。1962年，《劉志丹》這本革命小說開始在報章連載，旋即被「梁振英山東同鄉」、「整人專家」康生拿來大做文章，向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小報告，指《劉志丹》不是小說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更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
終於，五十年前（1962年9月24日），中共第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結果，李建彤、習仲勛被關押審查，受牽連者六萬多人，被迫害至死者六千多人，其中習仲勛由1962年就被下放到河南洛陽的一家麵粉廠勞動，文革期間遭審查、關押、監護，直到1978年才獲得平反，前後長達十六年。
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段殃及千家萬戶的慘痛經歷，就是由一本小說而起。事到如今，疑似地下黨員梁振英要教育局提交「林老師報告」，不過是重施故技，而箇中理由，亦不外「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當然，梁振英採用的手法，也帶有「香港文革特色」，亦即是「六七暴動特色」。
1967年6月2日，香港受文革影響而爆發暴動期間，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Donald Hopson）在發給英聯邦事務部的電報中指出：「根據已經發生的事態來看，中國政府看來不是刻意挑起事端的。香港左派的行動可能超出中國政府的預期，迫使北京（政府）在政治上介入，以示支持香港左派。」
果然，事隔三周（1967年6月24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就由當初的低調行事，到不得不站出來正式挺香港左派。周恩來說：「在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容許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酷迫害。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的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雖然周恩來這番話仍然停留在口惠而實不至的言文層次，但對當然的香港左派來說，不但足夠，而且有餘。
撫今追昔，梁振英越來越似拿「林慧思」來做《劉志丹》，拿「警隊不滿」來逼中央挺他，其動機之卑劣、心態之邪惡、手法之狠毒，可謂已經到了撒旦層次，若不盡快「被下台」，香港恐怕萬劫不復。
「《劉志丹》案」普被視為文革的先聲，「林老師報告」也越來越似「香港陸沉」的序曲。習近平不但因「《劉志丹》案」而受過家庭成員四散、骨肉分離之苦，更當過差不多七年的「下鄉知青」，無端被虛耗了七年青春（而且是生命中生機最勃發的七年），自能明瞭「文革式鬥爭」如何害人至深，應該可以令到同樣情況不會在今日的香港發生。更何況，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香港其實還是「長期利用，充份打算」的中國福地！
蒙啟明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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