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瑋鑾、鄭樹森主編、熊志琴編校的《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給我們通過所收的珍貴資料透視這兩位「南來」作家在香港怎樣熬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順民」歲月。
我收到天地圖書寄來《作品選》後跟鄭樹森教授通了一次電話。他說收在此書中的戴望舒作品，比較有新意的是他用筆名「達士」發表的「廣東俗語圖解」這一系列小品（下文再作介紹）。有關「淪陷時期的戴望舒」參考資料，《作品選》收了小思（盧瑋鑾教授）的〈災難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和戴望舒被控「附逆」後寫的〈我的辯白〉等合共五篇文章。
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縣人，一九三○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即為會員。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攜眷從上海到香港，原先打算安頓家人後轉到大後方參加抗日工作。可是就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留了下來，跟許地山等人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香港分會。
這個「偶然的機會」是他應了胡文虎三子胡好之邀，替快要出版的《星島日報》編副刊《星座》。他全身投入，以自己的名望向國內和流亡在港的知名作家邀稿。郁達夫、沈從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名家都被他一一「網羅」過來，難怪他不無自負的說：「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寫信給西班牙共和國的名流學者，請他們專為《星座》寫點東西，「紀念他們的抗戰兩周年，使我們可以知道一點西班牙之反法西斯戰爭的現狀，並使我們可以從他們得到榜樣、激勵。」戴望舒通曉的外語，包括法文和西班牙文，翻譯過不少作品。戴望舒傾力辦好《星座》，除了令香港的副刊面目一新外，也同時使這份文藝副刊變為抗日的精神標幟。日本人佔領香港後抓他去坐牢，應該跟他這一段經歷有關。
小思在〈災難的里程碑〉一文說，戴望舒留在香港前後超過十年。他只活了四十五歲。十年差不多是他四分一的生命。至少對他個人而言，這十年香港的經歷，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可惜歷來就沒有詳細的記載，能夠找到的資料，都很零碎。資料不周全，我們對戴望舒在香港失守後的活動，也僅知其片段。譬如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日本的先頭部隊進駐中環的「香港酒店」。香港政府已豎起了白旗。《星島日報》也停刊了。小思老師問得好：「這段日子，他怎樣度過？」她說偏偏就是沒有文字記錄。
其實，我們還搞不清楚的是，在鐵蹄下偷生的詩人，有機會脫離虎口，為甚麼不當機立斷，抓緊機會逃命？我們知道，從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二年春天，有三百多名包括茅盾在內的文化界知名之士，在中共黨中央策劃下，受到「東江縱隊」的保護，安全離開淪陷區香港抵達大後方。這三百多名劫後餘生的人士中，就不見戴望舒。「這真是一個謎。因為論知名度、論抗日熱誠，甚至論與左翼關係，他不該不在搶救名單內」，小思說。
此說言之成理，但反過來說，有沒有可能他本來就在名單內，但臨時出了甚麼「突發事件」耽誤了行程？真相究竟如何，可惜戴望舒自己沒有出來解釋。小思引徐遲的口述資料，說戴望舒沒有及時離開香港，因為他「捨不得他的藏書」。另外一位給我們解「謎」的是孫源。他在〈回憶詩人戴望舒〉說詩人是「因各種原因一時走不了」的。
香港光復後，有留港粵文藝作家二十一人就為檢舉戴望舒「附敵」的問題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提交「建議書」。文內毫不含糊的說：「竊以為戴望舒前在香港淪陷期間，與敵偽往來，已證據確鑿」。〈建議書〉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文藝生活》的光復版第二期刊出。「附敵」的罪名可不小，因此同年春天，詩人回到上海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交代自己在淪陷時期香港的所作所為。為此他寫了〈我的辯白〉。
詩人在辯白書內透露了他給日本人關了七星期的牢，受盡酷刑毒打（然而他說並沒有供出任何人）。他是在垂死之前才被保釋出來的。保釋的條件是不得離開香港。在牢中，他寫了〈獄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裏，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我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
他懷着的深深仇恨，
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
對他有意見的港粵文藝作家檢舉戴望舒「附敵」行狀提出的證據是他參加了某些「偽」文藝刊物的活動，其中包括給「偽」《香島日報》總編輯羅拔高的文集《山城雨景》寫「跋」。戴望舒一生煑字療飢，此外再無其他本事。他出獄後跟兩位「難友」各以一百元軍票作資本，在利源東街開設了一家舊書店。起初一個月還賺了點錢，到了第四個月再無法撐下去，取名「懷舊齋」的書店只好關門大吉。看來他想棄文從商，放棄筆墨生涯，無奈事與願違。
敵偽時期的香港，日本的「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報導部」早就控制了香港各大報章和文化機構。所有印刷品均以宣揚「聖戰」和協助發展「大東亞共榮圈」為宗旨。在這種政治壓力下生活的文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早晚總有出亂子的一天。葉靈鳳為了向日本人「交心」，不得不按時應命交出像〈聖戰禮讚〉這類「表態」文章。日後這當然也是葉靈鳳「附敵」的證據。在淪陷期間的香港賣文為活，日常的交往即使是稿費的爭議，也可視為與「敵偽往來」。詩人若因此被控「通敵」，將會是他最難承受的冤屈。〈我的辯白〉有幾句話說得特別痛心：「也許我沒有犧牲了生命來做一個例範是我的一個弱點，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別是生活下去看到敵人的滅亡的時候。」
自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開始，葉靈鳳在淪陷區香港一部份的經常收入是用「白門秋生」筆名在《大眾周刊》寫的專欄，輯名叫「書淫豔異錄」。第一篇的「小引」為這專欄的文字定位：〈書痴、書淫、女身有蟲〉。跟着下一篇就見「醒目」的標題：〈媚藥和求愛的巫術〉。亂世文章不易為，漫談風月，應該不會帶來牢網之災。這個專欄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葉靈鳳坐牢。戴望舒坐牢，後因葉靈鳳保釋出來。兩人出獄後合編報紙副刊。葉靈鳳在《大眾周刊》寫專欄，戴望舒也寫專欄，而且還在同一年、同一月、同一天見報。戴望舒稱得上學通古今，中國現當代文學外，還旁及西洋經典。他曾簽約翻譯西班牙文學代表作塞萬提斯的小說《唐吉訶德》，可惜一直未能完成。除自己的詩和翻譯西洋文學作品外，他還熱衷推動中國通俗文學的研究和資料搜集。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他在《星島日報》闢了一題名「俗文學」的專欄，認定「以中國前代戲曲小說為研究主要對象，承靜安先生的遺志，繼魯迅先生餘業，意在整理文學遺產，闡明民族形式。」
戴望舒留港十年，在那年代的外省人，只要鄉音不改，在本地人的眼中，永遠是個「上海佬」。詩人在《大眾周刊》開的專欄，居然是與陳第合作的「廣東俗語圖解」。戴望舒化名達士去解辭、陳第繪圖。乍看口齒不清的「上海佬」給幾乎是清一色的「老廣」讀者講解廣府話的俗語有點不倫不類，但只要明白戴先生一直對俗文學研究有興趣，就不會覺得奇怪了。小思這麼說：「據說戴望舒的上海口音還脫不掉，一個外省人去解釋廣東俗語，好像很『外行』，其實看過這些文字，就明白他把廣東俗語當成俗文學來研究。文中廣引古書筆記，加上廣東民間傳說及風俗資料，給廣東俗語來源合理的解釋，並不是信口雌黃的遊戲之作。」
七、八十後的香港人，大概不明「竹織鴨」、「蛋家雞」和「盲佬貼符」所指何事何物，因為他們有自己一套跟得上時代的"in"俗語。"Out"的expression，大概只有在"out"的粵語殘片中聽到。
讀〈竹織鴨〉一條，詩人引經據典一番後，就用「我們廣東人」的語氣說，「這個小玩具便是細蚊仔們的恩物」，認定「竹織鴨」三字是「冇心肝」的代名詞。鴨之為物，中華大地各地區對其觀感各有不同。戴望舒引宋莊綽「雞肋編」云：「浙人以鴨兒為大諱。」戴詩人又說在《水滸傳》中鄆哥激武大郎去捉潘金蓮的奸，就嘲他是鴨子，「猶之我們現在罵人烏龜。」
戴望舒把廣東俗語看作一門學問來研究，碰到文字欠「端莊」的部份，沒有考慮到「兒童不宜」這種風化問題，一本依書直說的精神慷慨道來。譬如說〈亞君買水〉這回事。他先用兩百餘字介紹廣東人辦喪事「買水」這習俗，然後步入正題：「亞君去買水，不是替家裏那兩條『老坑』去買，而是買給他的『老婆大人』的。」老婆大人在亞君眼中貌若天仙，話說兩人婚後恩恩愛愛生活在一起如膠如漆，只可惜好景不常，嬌妻不知何故竟生起病了。亞君請了好幾個「黃綠醫生」給她診治，誰料回天乏術，嬌妻最後一命嗚呼。
亞君日夕捶胸頓足，以眼淚洗臉，不在話下。「因為他垂的頭太低，差不多把頭顱倒轉，淚水就向額頭滾下，所以有『亞君買水眼淚流上額頭』這佳話。然而，亞君買水之『佳話』並不在此而在後，因為他在他的眼淚流上額頭之際，嘴裏也不覺發出一串至情的呼喚：『×得你少！×得你少！×得你少！』」
慣看「學院派」文章的讀者難免有此一問：戴詩人留港期間，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廣東話足夠應用，但俗語這個題目，他寫了八十多篇，這個「上海佬」怎應付得來？按道理，詩人應該有個「老香港」做他的「解人」吧？看來有關這方面的資料也是零碎不全，我們就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就像我們今天未能肯定當年他沒有被東江縱隊「搶救」是甚麼原因一樣（假定他的名字是在「搶救」的名單之內）。我們可以猜想，香港一懸掛太陽旗後，日本人是不會讓像戴望舒這麼一個有名望的人賣豆漿油條過日子的。但在日人控制下的機構討飯吃，怎逃得過「附逆」、「通敵」的罪名？戴詩人在香港淪陷時「沒有犧牲了生命來做一個例範」，但如果馬凡陀在〈香港的戰時民謠〉所說的話屬實，那麼戴詩人曾以另外一種生命在「敵後」做了不少激奮民心的工作。原來日本人佔領香港後，為了記念他們的「勝利」和傷亡戰士，不惜工本建了一座非常神氣的「忠靈塔」。被迫去當苦工的香港同胞當然心有不甘，於是當時口傳的民謠中有這麼一個調調：「忠靈塔，忠靈塔，今年造，明年拆」。此外還有咒罵甚麼「神風飛機」的：「神風，神風，隻隻升空，落水送終。」據說這類出自戴望舒的歌謠，一共有十餘首。看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書生報國，亦僅能如此而已。
本文僅以盧瑋鑾教授大文〈災難的里程碑〉的結語作結語：「戴望舒離開了佔去他生命十分之一時間的香港，……也許他沒有留給香港人一些甚麼，香港也沒給他甚麼，他說：『那不是我的園地，我要找自己的園地。』」
「無端來作嶺南人」，詩出陳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