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旺角粗口」新聞事件以政府之力對抗一公民(資深傳媒工作者 端木少華) - 端木少華

解讀「旺角粗口」新聞事件
以政府之力對抗一公民(資深傳媒工作者 端木少華) - 端木少華

香港警方根據市民舉報林慧思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將案件轉交旺角警區重案組跟進。雖然警方昨天說目前無人被捕,但事態的發展頗有殺雞用牛刀的架勢。重案組是警方的主力,卻針對一個手無寸鐵的老師,始作俑者應是行政長官。
教師、警察與行政長官是三個不同的工作角色,前兩者是專業職務,後者是政治地位。只要有能力和熱情,誰都可以終身為師或差人,但卻沒人能幹一輩子特首。很多人矢志當老師或警察,只有極少數人處心積慮當特首,無論幹練與否,他們對香港大致有相當貢獻,頂多程度有別。
教師的職志,在作育英才;警察的,在除暴安良;特首則在為人民安居樂業,鞠躬盡瘁。三者之間不應有任何利益衝突,除了特首外,在這些職位上的個人,不管位置高低,不需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或倫理操守,向任何一方負責或以身作則。
老師與差人先都是自由人,然後才是香港人,再次是教師、警察;其他身份或無業的人也一樣。只要在法律、理性允許的範圍內(如言論自由),自由人必須為自己的言行和後果承擔責任。其他人縱然不滿,大可透過更多的言論指出別人的無理、缺德或違背社區的共同規範,但無權要人閉嘴,更沒道理要求當事人去職。這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必須免職的主張不同。
陳茂波所以必須下台,不是因為私下的道德缺失,而是職位容不下有任何公開的倫理偏差,即使只是觀感。觀感是政治表現或倫理擔當的指標之一,出自觀察者的主觀反應,客觀的效應是拉長官民之間的距離。一旦問責官員不再獲得外在的信任,辭官,是唯一可以挽回人民對相關部門及施政向心力的途徑。官府的小事(官官相護)往往是民間的大事(徇私濫權);反過來說,民間的小事,官方不必弄皺一池春水。
從林慧思「旺角粗口」事件的報道看,教師、警察和特首彼此間已處於某種緊張關係。由於數據科技和周邊傳播設備的普及,不論升斗小民、家長、警察、專家、學者或各種利益團體的成員,誰都可在網絡、報紙、電視和其他媒介上,大放厥詞,搞局一番。就算是無理取鬧,也是多元社會的現象,不足為奇。
問題是,從林慧思到特首,加上中間插一腳的人,他們全見樹不見林,在陳述方面層次不分,治絲益棼。對新聞或意見(包括這篇文章),媒介受眾因此不能照單全收,總得分析、批判和獨立思考。
由事實到抽象層面,原本不過是個人麻煩的小騷動,已被提升到整體互動的社會問題,閙得沸沸揚揚:教師而對警察動粗口,警察而「與人民對立」,家長而與教師協會相左,行政長官而公然「與民為敵」,大動干戈,責令教育局長調查。一個不必要的粗口引發莫須有的風暴,人人相互猜忌指摘,香港社會遂被撕裂或瀰漫高壓(如白色恐怖的指控),政治機器與公民社會壁壘分明,劍拔弩張。
先不談梁振英是否「挑撥離間」,或企圖轉移對陳茂波誠信的注意力,整件事演變到這個局面,所有相關的個人與團體都難脫干係。他們的陳述不僅添油添醋,話語更是火上加油。語言不光是認知或心理傾向的表達工具,還是行動的可能指引。S. I. Hayakawa 於1939年出版的《行動中的語言》可用來解讀「旺角粗口」事件的新聞紛擾。
日常生活中的陳述,Hayakawa指出,可以分為報告(report)、判斷(judgment)和推論(inference)三種。報告,是我們所見、所聞和所感的明確描述,內容可以直接(親身經歷)或間接(別人經驗)驗證,大家也公認結果。林慧思在旺角以粗口罵警察,這個事實從YouTube上的錄影帶得到佐證,耍賴不得。她自己也承認了,並表示道歉。事情應該到此為止。
判斷就不同了,涉及價值取捨,關係我們對人事物的臧否和接受與否,亦即喜怒哀樂的感受。判斷不像報告,難以實際檢驗,尤其是價值隨情境而變,因人而異。例如,美國認定的911「恐怖分子」,在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裏卻是「烈士」,兩個符號天南地北,但指的是同一批人。林慧思爆一句粗口,別人就足以斷定她是衰人?如是,香港滿城恐怕盡是衰人。
推論,是由已知的事實或既有的判斷,推斷到未知或其他不相干的面向,這種邏輯延伸有時似是而非,其中有太多站不住腳的前提或假定。依「旺角粗口」事件的演變看,很多家長、警察、專家和梁振英的共同想法似乎是,林慧思既然說粗口,就是衰人,不配為人師表。粗口已是不爭的事實,若非項莊舞劍,特首還要教育局調查些甚麽?
林慧思在街頭向警察說粗口,並非在課堂裏對學生飆髒話,場域有別,角色也不盡相同。老師走在街上,不過是個路人。路見不平,尤其是公權力不彰,拔刀相助,大概是很多港人可能的反應。一句髒話或許勾銷了林慧思挺身而出的熱情,一個容不下幾個粗口字眼的社會,它的自由、開放和容忍的程度就相對打了折扣,甚至將節節敗退。
在公共空間或領域裏,髒話之外,還有被官方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話語(如佔中爭普選)。髒話讓人不快,政治不正確也會令當權派渾身不自在。限制了一個粗口,其他罵人的話語將如骨牌,一一被禁止,推到極致,終究難免是政治正確的逐步進逼。一個社會的自由、開放和容忍的幅度再高,都高不過它可以接受個人公開說髒話的最低底線,更別提要對政府官員指桑罵槐了。
一個老師因為用字遣詞被解僱,其他老師將噤若寒蟬。一個路人由於粗口被圍剿,其他路人不免變得冷漠無語。特首以政府之力對抗一個公民,其他公民勢必人心惶惶。一旦人人被迫封嘴,或人人自危,一人一票的普選要付諸行動,又從何談起?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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