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AS的報道焦點不是要闡明「快樂」與「有意義生活」這兩種生活態度的分別，科學研究的重點，在於這兩種生活態度對生理健康的影響。在外國的大學中很多題目都可以成為研究科目，譬如「正面思維」，是美國大學心理學部門中的一個研究科目，Barbara Fredrickson就是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Chapel Hill）心理學部門的「正面思維」研究員，還有Steve Cole，是UCLA精神病遺傳學的研究員，他們共同研究了80個人的兩種生活態度與遺傳基因的關係。
《半畝田》對這個研究感到非常有趣，因為像「正面思維」、「甚麼叫快樂」這一類型而上的學問，本來是哲學和宗教的討論範圍，現在居然走進了醫學範疇，還與遺傳基因有關，確實是現代醫學的一個大突破。
Steve Cole從前一直研究「多項慢性病與某種基因表達模式之間的關係」，人在感到孤獨時、在失去親人的悲傷時、或者在為了糊口而拼命時，生理上會進入一個危機模式，這個模式會開啟一個與壓力有關的遺傳模式，這個模式再引起兩個深層的活動：促炎症反應（proinflammatory）遺傳因子活躍了起來，抗病毒反應遺傳因子遲鈍了下來。簡單來說，就是器官會容易發炎，免疫系統功能會低下。
《半畝田》不厭其煩引入專用詞句，是強調在我們的生理與情緒之間，竟然還有一堆遺傳科學！（二．明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