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為了反佔中，先有「愛港之聲」，繼有「幫港出聲」。
由「愛港」到「幫港」，由「之聲」到「出聲」，「愛港」之後自然是「救港」，「出聲」之後當然要「出手」，這樣一路「升呢」，到底是誰更有實力、更有計劃和更想香港推行民主普選，答案早已不言而喻。
「愛港之聲」等組織多是烏合之眾、「愛港出聲」盡是一時俊彥；「愛港之聲」出身草根階層、「幫港出聲」非富則貴（社會地位）；「愛港之聲」粗口橫飛、「幫港出聲」咬文嚼字；「愛港之聲」有屁即放、「幫港之聲」熟慮深思；「愛港之聲」劈酒盡歡、「幫港出聲」品紅盡興；「愛港之聲」多勞多得、「幫港出聲」則財才兼備。
「愛港之聲」及其行家的主要工作，是不折不扣的「武鬥」：無論佔中主催人或支持者出席或組織的活動，「愛港之聲」都會「踩場」，不讓支持佔中活動獨領風騷，在當時的現場或翌日的報道雄霸一方，令公眾以為佔中的聲勢經已成為主流。
「幫港出聲」後發先至，擺明車馬是要與戴耀廷等爭一日長短。香港現在有多少人反對佔中，沒有人能準確估計，但為了不讓戴氏及支持者不斷坐大，對佔中行動不滿的精英分子不論是出於個人選擇或迎合中央心意，如今決定挺身而出，透過爭取更多人加入他們的行列和表態，從而證明支持佔中的人只屬少數，他日倘若佔中行動成為事實，警方執行清場行動時，「幫港出聲」今天所做的工夫，便會成為市民支持警隊行動及特首決定的根據。
根據上述工作的區分，「愛港之聲」等團體會集中「武鬥」部份，除了動員親到現場直接碰撞衝擊爭取曝光，更會用盡方法刺激對手失去理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幫港出聲」主要應是鼓勵市民表態，以較間接的手法挑戰佔中三子及支持者的代表性及認受性，這是偏重「文鬥」的另類群眾運動。
「幫港出聲」顧名思義，是「幫助」別人而非自己，是「出聲」而非出力。由於已有「愛港之聲」不斷煽風點火，市民受其影響，心中怨氣和怒火累積至一觸即發地步，「幫港出聲」便可趁機乘虛而入，以各種手段協助已被煽動的市民先是「出聲」繼而「出火」，而且必會是越幫越忙，越出越多，直至雙方分出勝負為止。
「愛港之聲」等組織的代表人物，經過近月的廣泛報道，公眾經已十分熟悉，「幫港出聲」集三界代表，包括傳媒名嘴（周融）、老派學者（鄭赤琰、何濼生）和親中商家（李榮貴、馮家彬、王國強）於一爐，不論社會地位、經濟實力、四方人脈與幕後支援都遠比「愛港之聲」等團體優勝，除了可以另闢戰場另樹一幟，從而分散佔中陣營的專注力及消耗對手的人力財力，更可協助修補主攻「武鬥」同路人的不足及錯失，因為「幫港出聲」的資源不但遠勝「愛港之聲」等「受薪工人」組織，幕後的供應更會源源不絕（試想商界誰人能拒絕這類捐獻要求！）。
根據何濼生教授的訪問，他雖是主要發起人之一，但原來只是在今年六月才認識周融開始商談成立「幫港出聲」的概念；八月初「幫港出聲」極速推出時，已有約四十名不同界別人士慷慨樂捐，各人捐款五千至十萬元不等，在短短的三數星期，兼且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為免消息外洩，正式籌款需在組織正式面世後方能名正言順地展開），這群發起人的籌款能力的確非比常人，可以想見組織正式成立後，盼望已久的儲款以待一眾商界財團終於可以找到「表態」及「下注」的目標，不致在佔中行動中茫無頭緒，無法向有關方面清楚表示個人及企業的第一、第二以至第三類忠誠。
馮家彬先生的籌款能力毋庸置疑，他是極其資深的金融界老行尊，肯捧場的友好一定不計其數，但願意這樣獻身與投入的金融家其實為數不少，唯獨是像周融那樣資深和高知名度的傳媒發言人卻少如鳳毛麟角，因為除了個人能力和經驗所限（面對傳媒及異見人士），「幫港出聲」的支持者多屬精打細算之輩，明知當組織的發言人風險極高，一次失言已足致命，故此若有人願意分擔甚至獨自承擔所有風險，當然必會樂於拱手讓賢，寧願在捐款或其他方面多貢獻，以示組織的用人為才和成員之間的合理分工和當仁不讓。
「幫港出聲」提出的第一個工作目標，是號召十萬人發聲制止佔中。發聲的方式若涉及十萬人之眾，一般收集簽名、電郵與回條等經已足夠，難度絕對不大；至於「制止」的方式及執行，除警方外再無更合適人選代勞，因此「幫港出聲」的成立和使命，根本不可能有失敗的可能。
周信
自由撰稿人
講電影變講國情，阿澤彭導最後一星期做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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