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遭到全城唾罵，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陳茂波依然堅持會繼續做發展局局長，還引述《聖經．彌迦書》的「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和新亞書院校歌的「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來自勉。此舉即時令火上加油之餘，卻也令筆者想起一個困擾着不少香港人的問題：陳茂波（以至梁振英）為何如此有「韌力」（陳太許步明語），以至那麼「自我感覺良好」？
關於第一個問題，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新作《反脆弱》（Antifragile）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頗具說服力的解說。
簡單講，就是世人以為「脆弱」（fragile）的反義詞就是「堅韌」（resilience）或「強固」（robustness），以至做人處事都顯得硬繃繃。而基於名不正則言不順，於是塔雷伯就為此創造了一個與「脆弱」反義的新詞──「反脆弱」（antifragile）！
問題在於，世界越來越隨機，「強固」不夠好，而且無法做到完美，但「你需要完美的強固性，一道裂縫才不會演變到最後毀掉整個系統」。因此，塔雷伯強調，「我們需要一個機制，讓系統得以利用隨機事件……不斷自我再生，而非受到傷害」。而要做到這樣，就需要確認「反脆弱」，「反脆弱可以受益於預測誤差。你只要跟着這個觀念走到結尾，從隨機性受益的許多東西應該就會主宰今天的世界」。
而陳茂波也好，梁振英也罷，都是只知「強固」、不懂「反脆弱」的「工業時代人」，機械化地詮釋網絡時代的虛擬空間，以至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鼻青臉腫（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梁振英未就任特首就提出「五司十四局」新政府架構，反映出他依然死守早已過時的「組織架構管理術」〔Organization Chart Management〕）。套用塔雷伯的說法，陳梁二人都產生了一個錯覺，這個錯覺叫「教鳥怎樣飛」（其中一個最要命的做法，就是誤將經濟當作洗衣機，認為不斷需要他「不失時機」出手去攪和，結果攪到一鑊泡）！
至於在旁人眼中，明明是「奸險」我奮進，但陳茂波卻還是要煞有介事說成「艱險」我奮進，其中一個值得深思的解讀，就是陳茂波（以至梁振英）把「心志倫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s）無限上綱，同時卻全無「責任倫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都是社會學巨擘韋伯在其經典演說〈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提出的概念。在香港人眼中，「責任倫理」就是「問責精神」（即是願意承擔政治責任），但其箇中真義大矣哉。簡單講，就是身為政治家，必須考慮他所做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決定將會產生的後果，並真心真意全心全意為這些將會產生的後果負責。好明顯，陳茂波也好，梁振英也罷，既無問責精神，更欠洞察能力。
而他們之所以依然那麼「自我感覺良好」，有理由相信，乃係源自無限上綱的「心志倫理」。所謂的「心志倫理」，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根據良好的意願去從政的人，甚至可以說，就是陳茂波口中「行公義，好憐憫」的人。
中國古往今來都盛產「心志倫理」異常發達的統治者（即是儒家所謂的「內聖外王」），他們都以為，只要「心志」（目標）偉大，就可以合理化手段，以至可以不擇手段，甚至可以違背道德。這方面，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中共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所揭櫫的「寧要原子，不要褲子」。而作為效顰的東施，梁振英也說過「地區人士要以整體利益為重，犧牲小我，配合政府的政策」之類的「心志倫理」話語。
因為「心志倫理」一味強調「偉大目標」，甚至「純真的心」，一旦無限上綱，就會無限淡化責任感（毛澤東在核戰危機時說過，核戰爭有甚麼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剩三億）。
惟有從超強「心志倫理」、超弱「責任倫理」這個正反兩面二合一的劣幣，大家才能看得到，為何陳茂波（以至梁振英）會「自我感覺良好」，繼續「強固」地盲動蠻幹下去。
孟國忠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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