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上海電影節，看了金基德的《聖殤》，走出影院，就想到了李滄東的《詩》。金基德和李滄東，同為當下韓國電影的代表人物，金粉李粉的數量都極為可觀。有意思的是，雖然金基德面對媒體，幾次表白，「李滄東是最好的韓國導演，」金粉卻不管，不斷和李粉對掐要為金基德爭韓國第一。
金粉和李粉的討論，名義上爭最佳，實際上是對各自電影風格的堅持，比如金粉說李滄東太「作家」，李粉嫌金基德太「殘忍」。但是，看看兩人各自的最新作品，我政治不正確地感到，韓國電影跟韓國美食一樣，變化不多。
二○一○的《詩》獲得了戛納最佳編劇獎，此片也幾乎零差評。故事主人公是患了初期老年癡呆的美子，靠政府救濟和做點零工養活自己和讀國中的孫子。不過銀幕上的美子不是一個掙扎在生存黑洞裏的老人，她很漂亮，因為她愛生活愛打扮，而最重要的是，她愛寫詩，她還報名參加了一個詩歌講習班。但與此同時，她被告知，她的孫子和五個好朋友一起，對學校裏一個女生的自殺負有責任，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性侵那個女孩。犯事的家長聯合起來準備給女孩家人一筆錢，以錢封口。最後，美子以一首終於寫成的詩和自己的死完成人生。
二○一二的《聖殤》拿下了六十九屆威尼斯金獅獎，講沒有家人沒有戀人的高利貸收賬者江道，通過將欠債人暴力致殘，以此獲得保險金。他手段殘忍面無表情行屍走肉地生活，直到有一天，中年婦女江美善來到他面前，聲稱是他的生母。江道在殘酷地折磨了這個女人之後，內心的寒冰卻也漸漸融化，他開始享受母愛並且時刻擔心生母突然消失。電影最後，江美善失蹤，原來，她是來為被江道逼死的兒子復仇的，她的方式就是讓江道備嘗母愛，然後失去。
金基德和李滄東的影像風格不一樣，故事也分屬不同類型，但是，人物的內核和關係卻完全一致。美子和江美善都是聖母型人物，她們上了年紀但都很美，而且，她們的受難方式也一模一樣，隱忍，隱忍，直至獻祭生命。而有意思的是，美子和江美善進化到聖母的標誌都是，她們被迫接受一次被刻意渲染的「性侵」。而和「性侵」構成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壞孩子」，無論是《詩》中的孫子，還是《聖殤》中的兒子，都顯得特別混沌，而他們的邪惡也因此帶上了一種懵懂，甚至天真。
「聖母」和「壞男孩」，就像泡菜一樣，構成韓國電影的基本貨幣，當然，有時候「聖母」很年輕，「壞男孩」只是身體「壞」了，有時候他們的性別顛倒一下，這樣，我們看到特別催淚的《八月照相館》，看到一系列類似的純愛之作比如《假如愛有天意》《我腦中的橡皮擦》。再或者呢，「聖母」有了家國情仇，「男孩」多了歷史身份，我們看到《生死諜變》，稍作變形，我們看到《我要復仇》《殺人回憶》。不過，看過幾十部韓國電影，我的最大感觸是，下一次，可以不死人嗎？
其實，韓國的《朝鮮日報》曾對二○○五和二○○六之間的一百部電影進行過「死亡分析」，結果顯示，這一百部電影，死亡情節有二百零五個，平均每部死二人，而且死於非命的多，但作為韓國頭號死因的糖尿病在電影中一次都沒有出現過。
事實上，我大約能理解韓國電影中為甚麼要這麼多死，因為這些「死」與其說是救贖是藝術是隱喻，毋寧說是韓國電影的曲筆和傳統和限度，而韓國電影的未來發展必然得突破這樣的死法。但遺憾的是，構成「韓流」的這些韓國電影，對中國電影的最大影響是，我們的銀幕死亡率大幅飆升，尤其是那些發生在青春電影中的死，純粹是為死而死，因此，對於中國電影來說，拋開韓式死亡也許是第一步。